聂曦的妻子高秀美压根就没去台湾，活到了99岁，一生历经坎坷！ 1949年冬天，福州码头风像刀子往脸上刮，船舷边人影晃着手臂，聂曦扯开嗓子喊一句最多一年我回来带糖给你吃，岸上的高秀娟没接话，把新缝的棉衣递过去，领口里塞着几块银元，她能找到的值钱东西都在这几块里，她25岁，这一回成了他们最后一面。 半年过去他在台北，1950年6月10日马场町刑场，子弹从背后打进，吴石朱枫陈宝仓和他一起倒下，消息在那边记录进纸里，这边没人知道，她还在家里做针线活，掂着柴米油盐的分寸，等着一个说一年的人回到码头。 1951年有个从台湾逃回来的老乡到福州带来话，说被处决了，她听完腿一软跪地上，眼睛干着不出水，那个时候话说偏一寸都可能被人盯着，她把嘴合上，把家撑住，一头做活计一头端茶倒水照应老人，心里藏着别人看不见又不敢问的那段。 他身份那时候提不得，他不是党员，不归系统管，是吴石把他带去台湾，靠交通员单线联络把东西往外送，档案里找不到他，党内材料里翻不到他，评烈士这事拖着年头变成几十个，家里一个寡妇，手里没证据没关系没人替她说话，她就一针一线把日子熬成布条一样长。 她住的屋旁墙边有人专门摆了音响，白天晚上放所谓审讯录音，里面有剪出来的所谓聂曦招供，实际上根本没有录音，招供两个字就拿来堵人心口，心理战像长钉，和真枪不一样却更难熬，她把耳朵收住，把心摆平，日子一过一过。 她没生孩子，认了丈夫侄子进门，说家要留个后，亲戚劝邻居劝媒人敲门，她都摇头，孩子后来读书进大学，成了知识分子，外头人说他运气好，他自己知道这条路是姑妈用一辈子把风雨顶住才铺出来的，她不说，把事记在心里角落。 屋里一直摆着一张照片，军装笔直站着，她白天不提夜里坐在照片前面很久，有邻居半夜路过听见她轻声冒一句你说一年，年头一层一层压过来，她第二天照例去街口摆摊，缝裤脚换拉链，和人说话带笑，苦放在针线里一点点吞下去。 九十年代两岸交流松动，福州那边党史部门开始把失联的名字找回来，几次去台湾，在保密局旧档堆里翻，翻到聂曦的名字和罪名记录，还翻出一支掰弯的派克钢笔，笔管里塞了密信，那支笔成了案卷里的东西，事情从那时候有了动静。 2006年民政部批复追认聂曦为革命烈士，烈士证书寄到她手里，她82岁，手指发抖把证书按住在桌上，眼睛盯半天不出声，那天晚上她把照片擦到发亮，把角落里的灰抹干净。 她等来的不是人，是一张纸，是半个世纪迟到的一块印章，她说我没等错人，这句话不长，却把她的几十年摆在桌面上，她的晚年身体不算好，脑子一直清楚，2022年她99岁，躺在床上安静，把侄子叫到跟前，说孩子去告诉你姑父，我等了一辈子，没等错，话说完眼睛合上，屋里静着，亲戚收拾东西时在柜子里翻出那件旧棉衣，银元还在，领子里没拆，像是一直留给他。 她没留下名声，名单里也不常见她的名字，街上说起那几位耳熟的人，提到她的嘴不多，一个女人用五十多年的沉默，把一个快被历史压住的人，从时间的沙子里等出来，不喊话不去找说法，靠一口气一双手，一件领子里藏银元的旧棉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