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每次谈及原单位，那份深埋心底的委屈与不甘便如潮水般涌出。他并非愤怒于职位的失去，而是心寒于一种近乎彻底的遗忘——一个曾为之服务十余年的单位，在他离开后的近三十年里，竟无一人登门探望。若单位认定他是病人，那便该以对待病人的关怀去照拂；若视其为职工，也应有基本的组织温情。可现实却是，无论作为职工还是病人，他都被彻底地搁置了。 他曾是审计局的一名普通公务员，因坚持捡拾废纸、反对浪费而被视为“异类”，最终被贴上“精神问题”的标签，被迫病休，继而流浪街头。他曾多次提及，自己从未被正式辞退，工资也一直按月发放，这看似体现了一种制度的包容与体面。然而，这份“体面”却止步于金钱的支付，从未延伸至情感的连接与人文的关怀。工会本是职工的“娘家人”，可在沈巍最孤独、最艰难的岁月里，工会的影子从未出现。没有一句问候，没有一次慰问，仿佛他从组织的记忆中被悄然抹去。 这不仅是沈巍个人的悲剧，更是体制温情缺失的一面镜子。一个单位对待边缘职工的态度，往往最能体现其真正的文明程度。发放工资是制度的底线，而主动关怀才是人性的高线。沈巍不需要施舍，他渴望的只是一份被记住、被承认的尊严。哪怕只是一次简单的探望，一句“你还好吗”，都可能成为他流浪岁月中的一束光。 如今，他因学识与风骨被世人称为“大师”，可这光环背后，是一个灵魂长达三十多年的漂泊与求索。原单位若真有担当，不应止于沉默的发薪，而应主动迈出一步，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施舍姿态，而是以一个老同事、老朋友的身份，去倾听、去沟通、去修复那段断裂的关系。这不仅是对沈巍的救赎，也是对组织伦理的自我救赎。 毕竟，人可以流浪，但人心不该被放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