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顿时生气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韩宗琦的愤怒源于他对总理的深厚感情和对“寿衣”的传统认知。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寿衣象征着对逝者的尊重，往往要全新、体面。韩宗琦作为晚辈，一心想让总理走得体面些，看到如此破旧的衣服，难免觉得委屈了总理。 而且，他并非普通医生——他的父亲韩光斗曾是周恩来的秘书，两家有着几十年的交情。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让韩宗琦对总理的感情更像是对长辈的孝心。 更重要的是，总理临终前的形象让韩宗琦心疼不已。长期的病痛折磨让总理瘦得皮包骨头，脸颊凹陷，头发稀疏。 韩宗琦在为总理解剖遗体时，亲眼看到腹部的手术伤疤和转移的癌瘤，心里早已悲痛万分。此时看到卫士送来的旧衣服，他的情绪彻底爆发了：“总理为国家操劳一辈子，怎么能连件新衣服都没有？！” 面对韩宗琦的指责，卫士们默默流泪，却无法辩解。因为这些衣服是邓颖超亲自交代的。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强忍悲痛叮嘱：“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工作人员翻遍了西花厅的衣柜，发现总理的衣服不是太旧就是有补丁，内衣内裤几乎件件带补丁。 最终，他们选了一套1950年代做的灰色中山装——这是总理出席重要场合时穿的，虽然旧，但相对完整；还有一件换过领子和袖口的白衬衫。 邓颖超为何坚持让总理穿旧衣？因为这是总理一生的作风。总理的衣服破了就补，领子和袖口磨破了就拆下来换新的，一件毛巾浴衣补了又补，工作人员说“没有一天不缝补”。 1963年出访亚非14国前，总理因用旧毛巾擦嘴患上唇炎，医生强行要求换了两条新毛巾才痊愈。他常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邓颖超深知总理的心思。她在审定衣服时含着泪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她还安慰卫士：“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这套灰色中山装和白衬衫，承载着总理的奋斗岁月。中山装是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 白衬衫是1963年出访前添置的，此后再没买过新衬衫。为了让衣服看起来整洁，工作人员想了不少办法：领口大了一寸多，就用别针在颈后别紧；衬衫泛黄，就反复漂洗。 总理的节俭不仅体现在穿着上。他的办公室西花厅是间老平房，潮湿阴暗，夏天地上泛碱花，有关部门多次提议维修，都被他拒绝。1973年，工作人员趁他外出视察悄悄铺了地板、换了窗帘，他回来后大发雷霆，坚持让恢复原样。他常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 看着卫士们难过的样子，韩宗琦渐渐冷静下来。他想起总理生前的点点滴滴：为了节省时间，总理经常在汽车上吃饭；为了不浪费粮食，掉在桌上的饭粒都要捡起来吃掉；出国访问时，他把外宾送的小礼物都交给公家。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孝心”可能违背了总理的意愿。 当韩宗琦得知邓颖超的交代后，内心充满愧疚。 他后来回忆说：“我这才明白，邓大姐比我们更懂总理。总理一生节俭，连去世都不愿给国家添负担。” 他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穿上旧衣服，特意留下了总理戴了多年的“上海牌”手表和“为人民服务”像章——这两件文物如今陈列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1976年1月11日，总理的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百万群众冒着严寒，哭送总理最后一程。人们看到的总理，穿着朴素的旧中山装，面容平静安详。这正是他生前的样子——没有华丽的服饰，只有鞠躬尽瘁的身影。 总理去世后，邓颖超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湖海。 她自己临终前也留下遗嘱：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房舍交公。这对革命夫妻，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如今，当我们在纪念馆看到总理的旧衣服，依然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温度。它们不是破旧的衣物，而是一代伟人精神的象征。正如邓颖超所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