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在欧洲的奴隶市场上，一堆奴隶三五成群，赤裸站立，等待着被奴隶主挑选。在19世纪的欧洲奴隶市场上，总有一些身影让人脊背发凉：一群奴隶三五成群，光着身子站着，等着奴隶主挑挑拣拣。想象一下，一个来自遥远非洲的女人，被当成货物一样摆上台，她的故事从南非的农场开始，却在伦敦和巴黎的灯光下变得扭曲。她的命运会怎样？ 她叫萨拉・巴特曼，1789 年生在南非的加姆图斯河谷。那时候的南非被荷兰人、英国人抢来抢去，她的部落靠放牛羊过日子，早就被殖民者逼得没了活路。 8 岁那年，爸妈在跟英国人的冲突中死了，荷兰农场主把她买走当奴隶，每天天不亮就挤奶、舂米，晚上睡牛棚，盖的干草都发了霉。 1810 年，农场里来了两个 “贵客”— 一个英国医生，一个荷兰商人。他俩盯着萨拉看了半天，眼睛都亮了。萨拉的臀部比一般人丰满，这是她部落女人的正常特征，在他们眼里却成了 “宝贝”。 “跟我们去伦敦吧” 商人笑得一脸假惺惺，“到那儿你就是自由人，天天能吃饱饭，还能赚钱！” 萨拉不识字，也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被 “自由” 两个字勾住了心，在一张写满荷兰文的纸上按了手印。 可上船那天，她就被锁进了货舱，跟猪羊挤在一起。等船靠岸，她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 哪有什么自由？她被直接塞进了皮卡迪利广场的铁笼，成了 “展览品”。 每天早上，主人把她拖出来，逼她在笼子里来回走。观众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身上，有人用尺子量她的身体，有人伸手戳她的臀部，嘴里还骂着 “怪物”。那时候报纸都写，这展览一天能赚百镑，够买两个小农场，可萨拉每天就只能吃一块黑面包，喝几口冷水。 更荒唐的是，连大学里的 “学者” 都来凑热闹。他们拿着本子记数据，说要 “研究” 她，证明 “黑人没进化好，跟动物差不多”。 法国有个叫居维叶的医生，还专门写信来，说想把她当 “标本” 研究。 就这么被展览了四年，萨拉的 “热度” 下去了。主人嫌她赚不到钱，干脆以 500 法郎的价格，把她卖给了法国的驯兽师。 到了巴黎，日子更不是人过的。她被跟猴子、狮子关在一个帐篷里，表演的时候得跟猴子一起骑马，还得在狮子笼前跳舞。驯兽师更黑心，搞了个 “摸臀券”，20 生丁一张，谁买了都能过来拍她的屁股。 那时候的法国刚打完仗，老百姓就爱凑这种热闹。就算有报纸骂 “太不人道”，也没人管。居维叶也老来帐篷，盯着她看个没完，就等着她死。 1815 年的冬天特别冷，塞纳河都冻住了。萨拉得了重感冒，咳嗽得直吐血，可驯兽师还逼她表演。12 月 29 号那天，她倒在冰冷的稻草上，再也没起来，才 27 岁。 她死了，屈辱却没结束。居维叶当天就带着人来了，在帐篷里就把她的遗体解剖了。他割下她的大脑、头盖骨，还有性器官，泡在福尔马林里做成标本，还写了篇论文，说 “你看，黑人的脑子小，就是比白人笨”。这篇论文后来还成了白人歧视黑人的 “证据”。 之后的 159 年里，这些标本就放在巴黎人类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来参观的人隔着玻璃指指点点，听讲解员念居维叶的 “研究”，没人觉得这是对一个人的侮辱。二战时纳粹来了，还专门来看这些标本，说要 “证明雅利安人最优秀”。 直到 1960 年代，非洲国家陆续独立了，南非的黑人终于忍不住了：“把她的遗体还回来！这是对我们的羞辱！”1974 年，博物馆才把标本撤下来，藏进了地下室。 可真要回家，还等了好久。1994 年，曼德拉当上南非总统，亲自给法国写信：“请把萨拉送回家。” 法国一开始说 “要做研究”，不同意。就这么谈了 7 年，2002 年才松口。 那年 5 月，南非的专机从巴黎起飞，机上坐着部落的长老。长老们带了河谷的泥土，撒在飞机上，嘴里念着：“孩子，咱们回家了。” 2002 年 8 月 9 号，南非妇女节那天，加姆图斯河谷挤满了人。萨拉的葬礼就在河谷边的小山坡上办，曼德拉总统亲自致悼词，声音都哑了：“她的一辈子，都是殖民主义造的孽。今天把她带回家，是让她安息，也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欺负人。” 部落的长老们把萨拉的遗骸埋进土里，上面种了棵金合欢树 — 这是他们部落的 “生命树”。现在再去加姆图斯河谷，那棵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树下的石碑刻着：“萨拉・巴特曼，我们的女儿，回家了。” 而巴黎的博物馆里，原来放她标本的地方，挂了块牌子：“这是一段不尊重人权的历史，我们以此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