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上第一墓竟然占地300平方米，毛主席知道墓主是谁之后，却挥手给墓主写上纪念词，而这个纪念词现在就在这位墓主的墓碑之上，字数并不算多，但苍劲有力，上书“任弼时同志之墓”。 1950年10月，北京入了深秋。 天早早黑，风刮在窗纸上啪啪响，那天傍晚，任弼时去世的消息传进中南海。 几位中央领导正在开会，听到后，全都停住了。烟没灭，文件也没翻。有人站起来，推了下椅子，椅脚在地上划出一声响。没人说话。 任弼时才四十六岁，生得早，走得也早。 他的病是老毛病，拖了几年，偏又不肯休息。开会、批件、见人，常常一天干到深夜。 身边人劝，他只说一句“缓缓就好”，然后又低头看文件。后来，饭吃不下，觉睡不稳，走路也喘。他还是撑着，觉得自己不能停。 他走后，安葬是个麻烦事儿。 八宝山那时候还没完全修好，只有山，旧庙，杂草，没个像样的墓地。 有人说，不如先送回湖南老家，等以后八宝山建好，再迁回来。话刚说出口，就有人反对，说死者为大，哪能折腾两次。 再商量，又有人提议，干脆在八宝山脚下，临时修一块地。 这意见最后被采纳了。 墓地修得很快，也修得很大，占地三百平方米。 白石围栏，铺了整整一圈。看着气派。有人说，这是“八宝山第一墓”，规格高，也算是对得起他的身份。 有的老同志看完，没说话，只叹了口气。 葬礼那天，天阴。 灵车到了山脚，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都到了。 他们没多言语，站在风里，一动不动。 灵柩落地时，几位领导人亲自抬了棺，毛主席没穿大衣，扣子系得紧，鞋上全是泥。 后来石碑立起来了。 正面是毛主席写的：“任弼时同志之墓”，七个字，刻得深，锋利。 碑背面写着他的简历：汨罗出生，少年留苏，长征路上担任政委，抗战、解放、建国，样样参与，样样吃劲。有人来参观，读完，常常站一会儿。 毛主席提字之后，也留了一句反问：“老任的厚葬，是不是该的？我们以后也这样办，是不是有些太讲排场了？”这话传开之后，党内不少人开始琢磨：英雄纪念和节俭制度，到底该怎么平衡。 任弼时生前并不讲究，他穿旧衣服，盖破毛毯，那毛毯是从长征一直用到建国。 衣领破了，夫人拿旧围巾缝一圈，他接过来继续穿。有人提议给他换套衣服，他笑说：“还能穿。”斯大林送给中央几辆车，本来有他一辆，他拒了，说老车还能用。 秘书听了，回办公室一句话没说。 搬进北平前，组织说要给中央领导做新衣服，任弼时不答应。 他说，打江山穿这身，进城也穿这身，没问题。住的地方靠马路，晚上车多，吵得睡不好。有人想给他换个清净地，他摆手：“钱花在这上头，不值。” 他一辈子就这个脾气。 能省就省，不愿张扬。人走了，却葬在这么大一块地上，怎么想都别扭。 毛主席看着那个墓，心里估计也不是滋味，他知道老任不在乎这些，甚至可能不乐意。 也就在这之后，1951年，民政局发了《革命公墓暂行规则》。 说白了，就是给八宝山立规矩：墓穴多大，谁能进，墓碑怎么立，全都写得清楚。 从那以后，再没有哪位领导人能有那么大的墓地了。 三年后，毛主席去杭州。 站在山上，看着坟地一片，他说了一句：“死人不能和活人抢地。”这句话后来被不少人引用。 土地紧张，人口多，城市发展快，老办法确实不行了。 1956年，中央151位干部联名倡议火葬。这事儿影响挺大。 从那以后，节俭葬、火葬成了主流方向。新政策上来了，老习惯也得改。人们开始理解，纪念不是靠墓大，而是靠人活着怎么干事，走后人怎么记得。 回头再看任弼时那块墓地，它就像一道分界线。 从那以后，八宝山变得不一样了。 不再是讲排场的地方，而是开始讲规矩。谁来，怎么葬，有一整套制度。 现在去八宝山的人不少。 任弼时的墓不显眼，在半山腰，松树绕着，风吹下来，有点凉。 石碑没怎么变，字还清晰。偶尔有年轻人走过去，念一念，又静静站着。 没人提那块地多大，也没人议论排场。有个清洁工在那边扫地，说这碑他扫了二十年，一点灰都不敢多留。 有一年清明，有个老工人拄着拐杖上山，走到墓前站住，没说话。 他摘帽，抹了下眼角。 过了好一会儿，他抬手摸了摸碑，像在确认什么。 手收回来时，他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还是原样，挺好。”旁边人没听清，也没问。 风吹过树梢，松针一片片落下来，轻飘飘的，在空中打着转，落在石碑边上。 没有谁去扫，没人去捡。 它们就那样落着，铺成一层薄薄的灰绿，像是有人刚来，又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