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北方的刑场边上风有点凉，被押着的“了明禅师”低着头，脚镣在地上拖出哗啦哗啦的响。 其实这人根本不是什么禅师，真名叫雷恒成，手上沾着的血，比庙里的香灰多得多，而其中最重的一笔，就是杀害了李大钊先生。 这会儿离行刑就剩几分钟了，雷恒成突然抬起头，声音发颤地跟行刑的人说：“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求你能不能……别用子弹打我的头？”话刚说完，他的头又低了下去，肩膀还微微抖着，哪还有半分当年帮着反动派作恶时的嚣张劲儿。 要说起雷恒成的早年，倒也算沾了点“特殊运气”。他1877年生在河北宛平，家里跟清朝皇室沾了点远亲——不是什么近支，可搁在晚清那时候，这点关系就够他比普通人少走很多弯路。那会儿普通人家的孩子，能混口饱饭就不错了，雷恒成却凭着这层亲戚关系，拿到了去日本振武学校读书的名额。 那学校教的不是诗词歌赋，全是实打实的硬东西：怎么带兵、怎么侦查、怎么抓“乱党”，说白了就是培养帮着掌权者镇场子的人。雷恒成在那儿学了好几年，把这些本事学了个透，可他没想着用这些本事帮国家变好，反倒一门心思琢磨怎么靠这个往上爬。 后来国内局势变了，李大钊先生到处奔走，讲革命道理，要让中国人醒过来，要让国家不受欺负。这在反动派眼里，就是“捅了马蜂窝”，他们把李大钊先生当成头号目标，急着要除掉。 这时候雷恒成跳了出来，主动跟着反动军警跑前跑后，把在日本学的侦查、盯梢的本事全用在了这上面。他跟着人蹲点，查线索，最后硬是把李大钊先生的踪迹摸了出来，还亲手参与了抓捕。那会儿他眼睛都不眨，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可他忘了，他抓的是能给中国带来希望的人，是无数人心里的“灯塔”。 李大钊先生牺牲后，雷恒成靠着这份“功劳”，在反动阵营里混得风生水起，可他也知道自己干的是缺德事，后来时局变了，他就开始躲，还特意换了“了明禅师”的身份，想着混在寺庙周边，能逃过清算。 可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都在找这些手上沾血的旧恶势力，雷恒成躲了几年，最后还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里被揪了出来。 押到刑场那天，他看着周围的人，看着远处的天，终于明白自己躲不过去了。所以他才会说自己“死有余辜”，可真到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又忍不住求着别打他的头——他怕疼，也怕死得“不体面”。 可他当年对李大钊先生，对那些进步人士下狠手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给人家留一点余地？怎么就没想过那些人临死前的恐惧和不甘？ 行刑的人没多跟他废话，只是按规矩准备。枪响之后，这个手上沾着李大钊先生鲜血的刽子手，终究没逃过他该有的下场。 没人知道他最后那一刻是不是还在想着“别打头部”的请求，只知道历史记下了他的恶，也记下了正义最终的到来——那些为了理想牺牲的先烈，总算能瞑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