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这是朱枫烈士的上线，万景光夫妇在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的一张合影照片里这对夫妻看着真不一般，万景光长得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他夫人冯修蕙更是标致，抱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站在旁边，要我说这就是典型的革命年代地下工作者形象，表面上看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家庭，谁能想到他们干的都是掉脑袋的大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加紧对中共的围剿，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地下党活动面临严峻考验。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路中国科学社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者25人，其中包括爱国工商业者冯少山及其女婿万景光。 万景光早年投身商业，娶冯少山之女冯修蕙为妻，两人育有一子。他本是广东商会圈内人物，却早已加入中共地下党行列。这次大会标志着民主党派力量的兴起，也为后续统战工作铺路。国民党特务四处渗透，中共上海局急需开辟安全通道，以应对内战爆发。 1946年初，夫妇携带少量资金和婴儿用品，伪装成迁徙商人，目标直指英属香港。那里的殖民地环境虽有缓冲，却也充斥国民党情报网的阴影。任务核心是建立联络站，确保上海局与南方党组织的沟通顺畅。这一步棋，关乎整个华东地下网络的存续。 抵达香港后，万景光夫妇迅速融入当地商界。1947年，他们在铜锣湾摩利臣山道开设荣记行，明面上经营布匹茶叶贸易，实际作为中共上海局香港联络站的掩护点。 店面选址隐蔽，邻近华人聚居区，便于人员进出。国民党特务虽在港活动频繁，但港英当局的管治相对宽松，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喘息空间。上海局领导刘晓、钱瑛、刘长胜、张执一、沙文汉等先后赴港指导，依托此站协调转移事宜。万景光负责日常运营，冯修蕙协助文件加密，两人分工明确，确保情报传递不露痕迹。荣记行表面生意红火，暗中却成为情报中转枢纽，连接大陆与海外。夫妇还利用冯少山在港人脉，扩展统战网络，联络爱国华侨。这段时期，香港已成为国民党败退的前哨，地下党需在夹缝中求存。 万景光夫妇的低调经营，避免了不必要的注意，却为后续对台工作奠定基础。他们的角色虽不张扬，但每一次货物交接，都承载着组织的信任与重担。 在隐蔽战线，这样的据点往往决定成败。 1948年至1949年，荣记行承担起更重的职责。上海局在国民党高压下，党员干部政策水平参差，区县工作滞后，京沪解放在即，却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问题。为此，万景光夫妇操办了十余期培训班，培训对象达百余人，涵盖上海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科技系统，以及南京、武汉、西南乃至台湾的部分党员。 培训内容聚焦文件学习、解放接管问题讨论，以及统一战线政策解读。学员白天研读资料，晚上回顾总结，上海局领导亲自主持多期，钱瑛、方方、许涤新等作专题报告。 1949年1月中旬，最后一期学员返沪，统一思想，为上海和平解放贡献力量。这批骨干后来在接管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大专院校统战，如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放弃赴台，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向党组织靠拢。培训班的成功，凸显了香港联络站的战略价值。 1949年初，形势急转。万景光接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任务转向情报收集与统战。 同年，他送潘汉年副手刘人寿登船时，结识中共地下党员朱枫。朱枫时年28岁，上海人，早年加入党组织，曾在华东局情报部工作。万景光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建立联系。吴石系国民党高级将领，却暗中倾向和平统一，提供军事情报。万景光选派朱枫赴台任交通员，负责情报传递。1949年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海轮抵基隆，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头，并迅速与吴石联络。短短数月，朱枫往返七次，传递微缩胶卷情报，包括军舰调动与补给路线。这些资料对华东局决策至关重要，帮助分析国民党在台部署。朱枫的行动隐秘高效，利用商人身份掩护，每次返港均在荣记行交接。万景光夫妇确保文件安全，转交上海局。这条情报线，成为对台工作的核心支柱。 然而，风险如影随形，国民党特务的渗透随时可能断链。 1950年2月，变故突生。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岛内地下网络，导致数百党员遭难。朱枫虽经吴石安排逃至舟山群岛附近，却因无船接应被捕。她吞金自杀未遂，次日昏迷送医，国民党排出金饰残片，X光片至今保留。 6月10日，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判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死刑，轰动台湾。审理官谷正文后撰文赞朱枫党性坚强。案发后，万景光夫妇紧急护送同志撤离香港，联络站随之关闭。1955年，任务正式结束，夫妇返回大陆。万景光先后在中央调查部、中央统战部任职，参与统战政策落实。冯修蕙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中国社科院工作，直至退休。 1983年，万景光逝世于北京。这段经历虽短暂，却串联起大陆、香港与台湾的地下脉络。朱枫1983年获追认为革命烈士，她的牺牲凸显情报战的残酷。 万景光夫妇的贡献，悄然融入新中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