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黑龙江五常县原日伪法院看守所，工人们在修缮因暴雨而坍塌的一间房屋时，蓦然发现了一个装在玻璃缸内的人头。 这颗头颅，属于一位已经“失踪”了七年之久的东北抗联军长。 他叫汪雅臣。 说起汪雅臣，得把时间往前倒十几年。这哥们儿是山东莱阳人，乳名叫“祥子”，后来跟着家人“闯关东”到了五常。命苦，家里穷，小小年纪就给地主放牛，后来又去林区当伐木工。那时候的东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可他还来不及想什么家国大事，就先被一伙土匪给“请”上了山。 人在屋檐下，得低头啊。他报了个号叫“双龙”，心里琢磨的，是怎么才能脱身。没多久，机会来了，东北军来围剿，土匪窝子一哄而散，他被部队收容，总算是有了条活路。 可命运就是这么会开玩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东北的天，一夜之间就变了。他所在的部队接到了伪满的命令，让他心里特别憋屈。据他后来的战友回忆，汪雅臣当时就撂下一句话：“跟着日本干，这口饭咽不下。” 说干就干，他联络了十几个兄弟，带着枪就走了，重操旧业，又扯起了“双龙”的旗号。但这一次，“双龙”不一样了，不抢老百姓，专门跟日伪的据点和汉奸死磕。 光自己干不行啊，势单力薄。他带着队伍投奔了当时有点名气的“保胜队”。可待了一阵子，他发现不对劲，“保胜队”里鱼龙混杂，烧杀抢掠什么都干，这跟他“枪口对外”的底线完全是两码事。矛盾越积越深，最后直接火并。汪雅臣也是个狠角色，擒贼先擒王，一枪解决了“保胜队”的头头，清理了队伍，重新把“双龙”的旗号给立了起来。 从这一刻起，他才算真正把一支“绿林”队伍，扭到了“抗日”的正道上。 人越聚越多，队伍的名声也越来越响。1934年初，在五常的尖子山关老爷庙，周边几支抗日武装和群众七百多人开了个联合大会，成立了“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汪雅臣被推举为司令。这支队伍，才算真正有了章法。 有了队伍，他就开始甩开膀子干。袭击伪军据点，在群众大会上公审汉奸，威震一方。日本人和汉奸气得牙痒痒，开始搞所谓的“集家并屯”，说白了，就是把村子里的老百姓强行集中起来，建成一个个大屯子，四周拉上电网，挖上深沟，想把抗日武装跟群众隔离开，断了我们的水草。 这招确实毒。但也从反面说明，敌人怕了，心虚了。汪雅臣看得很明白，他一面跟敌人周旋，一面积极寻找组织。经过交通员的秘密联系，他终于和赵尚志领导的珠河中心县委接上了头，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36年，是汪雅臣和他队伍脱胎换骨的一年。 他的部队先是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他担任军长。同年9月，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汪雅臣任军长。这支队伍，下辖19个团，兵力千余人，成了活跃在松花江南岸的一支抗日劲旅。 那段时间，汪雅臣指挥第十军在桦皮厂伏击日伪“讨伐队”，去舒兰打击敌人，打出了一连串的漂亮仗，缴获了不少武器和补给。 但好景不长，进入1937年，东北的冬天格外冷。日伪军调集重兵，对第十军进行疯狂围剿，封锁粮食和盐，企图把他们困死、饿死在深山老林里。汪雅臣把部队化整为零，跟敌人打起了游击。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曾亲自闯到伪军一个司令部里，去做策反工作，对着那些伪军军官说：“枪口向外，才好活路”。话不多，但句句都像钉子。 到了1940年冬天，情况急转直下。由于叛徒出卖，第十军的密营位置暴露。天寒地冻，大雪没膝，部队的给养已经完全断绝。汪雅臣带着仅剩的几十名战士，在山里艰难地转圈子。 有个细节特别让人心酸。那年年三十的晚上，山下的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来了粮食。汪雅臣却坚持让战士们把乡亲护送下山，他说：“过年要在炕上睡稳”。在他的心里，保住群众，是比自己性命还重要的底线。 最后的时刻，在1941年1月29日的拂晓来临。汪雅臣和军部仅剩的二十多人，在九十五顶子山被日伪军团团包围。他命令副军长带人突围，自己亲自带着几个人占领山头打掩护。 那是一场惨烈到无法想象的战斗。战友一个个倒下，汪雅臣自己也身中数弹，左臂、腿部、腹部……鲜血染红了雪地。最后，他靠在一棵树下，再也站不起来了。敌人冲上来时，他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 那一年，他刚满30岁。 敌人还不解恨，把他的遗体绑在五常县城的电线杆上“示众”数日，最后，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藏进了看守所的地下。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抹去一个英雄的痕迹，就能吓住所有反抗的中国人。 他们错了。 七年后，那颗头颅在暴雨后的废墟中重见天日，也让汪雅臣的故事，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里。英雄的头颅，可以被砍下，但英雄的精神，杀不死。 解放后，当地政府为汪雅臣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他的遗首被安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而他牺牲前最后的驻地，那个叫蛤蜊河子的小山村，也改名为“双龙村”。 一个名字，落在地图上，可能并不起眼。但它像一颗种子，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曾经有哪些人，为了我们今天的安宁，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