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锦辉，中共台湾宜兰地区地下党负责人，1950年秋天在国民党“军法处”监狱被杀害。牺牲前，他与狱友们一一握手道别。被绑后，微笑走向刑场，狱友回忆他的手是温暖的。国民党还抓了他刚刚高中毕业的妹妹冯守娥，关在女监，用来恐吓他。 很多人没经历过1950年台湾的“白色恐怖”，不知道那时候的黑暗有多窒息——国民党当局为了压制不同声音，把“肃清”的屠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进步人士，冯锦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悄悄在宜兰的乡村、街巷间组织群众，传递着希望的消息。他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负责人”，就是个和当地百姓聊得来的年轻人，会帮老农挑水，会听学生讲理想，地下工作的经费，很多时候都是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国民党当局扣上“匪谍”的帽子，扔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狱。 —— 宜兰旧监狱的墙，现在刷成了文青最爱的米黄色，可当年那面墙滴着血。我去看过，导游说这里改作“人权园区”，卖咖啡也卖明信片。我买了一张，上面印着冯锦辉的剪影，底下配字“微笑赴义”。回到民宿，老板看我盯着明信片发呆，凑过来：“你认识他？”我摇头，老板压低嗓子：“我阿公跟他关同一间，编号203，他说冯锦辉死那天，整个号子像被抽掉灯芯，黑得连呼吸都疼。” 老板阿公还在世，九十出头，眼几乎看不见，耳朵却灵。我请他喝米酒，他抿一口就开骂：“当年我们二十几个挤一起，尿桶都在床边，冯锦辉却能把人讲笑。他说外面稻子快熟，等我们出去喝新米酒。结果他先走，走前还跟大家击掌，像要去赶集。”老人用拐杖戳地，咚咚响，“国民党想让他怕，他偏笑，笑得宪兵头皮发麻，一枪没打准，补第二枪才倒。倒地那刻还在笑，血泡子咕嘟咕嘟，像烧开的新米酒。” 我翻开1950年的《中央日报》，标题吓人：“匪谍冯锦辉等五名昨日伏法”。正文里说他“阴谋颠覆国家、煽动农工”，却一句实证没列。报纸对妹妹冯守娥只字未提，她像被抹掉的铅笔字。我跑去档案局，申请查“女监”资料，管理员推推眼镜：“白色恐怖时期档案，部分遗失。”一句“遗失”就埋掉多少人的青春。冯守娥被关时刚满十八，审讯记录上画押的笔迹抖得像风里的稻秆，罪名只有六个字“知匪不报”，判了十年。十年后放出来，工作没人敢要，对象没人敢谈，一生就这么晾在半空，比哥哥短二十年的命，却活得像残烛。 我开车去三星乡，找冯家老宅。房子早塌，只剩半堵砖墙，墙根冒出野姜花。隔壁阿婆九十多岁，还清楚记得：“锦辉囝仔啊，以前脚踏车后面绑两袋米，给隔壁阿火送，说阿火孩子多，没饭吃。他阿母骂他‘自己都吃不饱’，他笑笑：‘饿一天不会死，穷一世才会。’”阿婆指给我看不远处的土地公庙，“当年宪兵来抓人，就在庙门口摁头，他额角磕在石阶，血直流，还喊：‘莫惊，我跟你走。’”庙前现在摆了功德箱，箱上贴纸二维码，游客扫码捐香油钱，叮一声，像给历史打赏。 回台北的高铁上，我旁边坐着一个穿校服的小女生，背“白色恐怖”补充教材。我问她课本怎么写冯锦辉，她翻给我看，一行小字：“1950年匪谍案，冯锦辉等五人被判死刑。”配图标点符号都没温度。我跟她讲我听来的故事，小姑娘听完，把耳机摘下：“姐姐，原来‘匪谍’也会帮人挑水啊。”我摸摸她头，心里却像被石头硌了一下——我们到底要过多久，才能让“匪谍”不再等于“坏人”，才能让“温暖的手”写进教科书？ 朋友笑我较真：“都七十年前的事了，翻出来能换几粒米？”我回他：历史如果不被翻晒，就会发霉。发霉的仓库养出什么？养出下一个“莫须有”。冯锦辉的血早已融进宜兰的水田，可如果我们都嫌脏，不愿提起，那些稻子再白，也带着看不见的锈。今天我们可以滑手机、骂政客、逛人权园区买咖啡，全因为曾经有人替我们扛住了黑牢、枪口和“匪谍”二字。他们没享受到自由，却给自由交了学费——学费里，有命，有青春，有妹妹的十年铁窗。 我没什么大道理，只想把听来的、看到的，像传纸条一样递出去。纸条上写着：别急着给历史贴标签，先摸一摸那只被绑赴刑场的手，它还是热的。热到足以烫伤我们此刻的冷漠，也足以焐热未来某段寒夜。至于冯守娥，我托人找到她晚年住的养老院，想录音，她摇头，只给我写一行字：“替我告诉大家，我哥不恨台湾，他恨的是让人互相害怕的时代。”我看完，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像有人远远伸手，跟我击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