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录用！” 戴季英是啥人？年纪不大，资格老得很。 1926年就入了共青团，第二年转成中共党员，黄麻起义是他带头干的，红安县城就是他指挥人打下来的。 可惜，那时候的红色政权只撑了21天。但这21天，在当年，已经是“大事件”。 后来打游击、建根据地、抗战、解放战争，他几乎没停过，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 说白了，他不是纸上谈兵的那种人。 可问题来了，他的“功劳簿”上，除了战绩，也有几笔沉甸甸的“黑账”。 1931年，他在鄂豫皖苏区当保卫局审讯科长。那时候张国焘搞“肃反”，搞得风声鹤唳。 许继慎、周维炯这些红军老将，全是他亲手处理的。勒死、活埋，手段极狠。 后来丁武选回忆说：“我抬尸体几天吃不下饭。” 这些事，当时没人说什么。可时间一过，事儿就沉不住了。 1935年，他又在陕北抓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这些人，光红26军的骨干就抓了两百多个。 中央后来派王首道来平反，才算收场。 毛主席那时候就给了戴季英一个“严重警告”，说这是“最后一次”。 但戴季英觉得自己没错。他说自己是“执行命令”，不是主谋。 抗战之后，他又回到军政岗位，干得也还不错。 1946年中原突围，他带着六万人从三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里杀出来，硬是把敌人拖在中原，为后来的战略部署赢了时间。 这仗，连王树声都说“没他扛不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河南，做开封市委书记。这时候，他心里有点不平衡了。 “我干了这么多年，凭啥只能当个市委书记？”他觉得自己出身好、资格老、战功大，省委书记不该是他戴季英，难道还是别人？ 于是，他动了念头。1951年底，他提笔写了一封信，直投中南海，收信人：毛泽东。 信里，他没有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就说：“我戴季英，应该是河南省委书记，至少也得是中央委员。” 同时，他还在信里点名批评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说张玺、吴芝圃“资历浅、能力差”，根本镇不住场子。 这封信送出去后，他觉得自己“讲了真话”，说不定毛主席会高看自己一眼。 但现实比他想得冷多了。 1952年2月12日，毛主席亲自批示：戴季英已不可救药，开除党籍、公职，永不启用。 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这一决定，列了他四条错误：反党、搞宗派、个人主义、不配合三反运动。 从此，戴季英的政治生命，戛然而止。 你可能以为这就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 1955年，他被软禁，到了1960年，因为当年肃反杀人的事，被判了15年刑。文革期间又被继续羁押。 几十年过去，很多跟他一起打过仗的老战友开始为他说话。 1982年，郭述申、韩先楚联名申诉，说戴季英功过不能相抵，但不能一棒子打死。 最终，中央点头，给他平反，恢复了党籍，还搬进了河南省委的家属院。 1997年11月，他病逝在郑州。墓碑上没有高官头衔，也没有革命称号，只写了三个字：“老战士”。 说到底，戴季英不是个坏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他有战功，也有错误。他杀人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保红色政权”——但这理由，放在今天，谁也说不过去。 毛主席那句“永不录用”，不是因为他要官，而是因为他连“组织纪律”这根红线都踩了。 要官不是错，但方式错了，态度错了，结果就变成了“政治自毁”。 这事儿放今天可能方式不一样，但道理一点没变：在一个讲规矩的组织里，不守规矩，就是最大的问题。 戴季英写信那一刻，他不是市委书记，也不是红军老将，他是一个“自以为功成名就”的人，试图用资历撬动权力，结果被自己的“资历”压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