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为搞垮中国经济，开始大量仿造民国法币。戴笠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

1941年，日本为搞垮中国经济，开始大量仿造民国法币。戴笠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向蒋介石提出一妙招。几个月后，日本连肠子都悔青了。 1938年，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亲自下令，启动伪造中国法币的计划。这个任务交给了日本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第九科学研究所，也叫“登户研究所”。这地方可不简单，专门研究毒气、气球炸弹这些见不得光的秘密武器，伪造各国货币，也是他们的“核心业务”之一。 负责人叫山本宪藏，这哥们儿是个中国通，战前就多次潜入中国，专门刺探货币情报。他带着一帮日本顶级的印刷和雕版专家，铆足了劲儿要造出能以假乱真的法币。 一开始还真不顺利。他们搞出来的第一批假钞，要么是票面太新，一眼假；要么是技术细节不过关，在银行里被识破。但这帮人是铁了心了。直到1941年，转机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在香港缴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那儿的印钞厂，设备、油墨、纸张，甚至还有半成品的法币和编码底册，全给端了。 紧接着，德国潜艇在大洋上截获了一艘给中国运送印钞物资的美国商船，价值10亿的法币半成品也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这下好了，山本宪藏他们简直是如获至宝。靠着这些“战利品”，他们彻底破解了法币的所有防伪技术。从1941年开始，登户研究所开足马力，疯狂印制假法币。到战争结束，他们总共印了多少？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40亿！ 这些假钞通过一个叫“杉机关”的特务机构，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市场，企图在中国经济的血管里注入致命的毒药。 日本人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但他们忘了，中国有句老话，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道”，就是当时让所有特务闻风丧胆的“军统”头子——戴笠。 日本人搞假钞的消息，很快就通过军统的情报网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换做一般人，第一反应肯定是去查堵假钞，加强防伪。但戴笠是谁啊？他的思维方式从来就不走寻常路。 他立马跑去见蒋介石，提出的不是一个防御计划，而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进攻方案。他的原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意思肯定差不多是这样：“委座，日本人印咱们的钱，咱们堵是堵不完的。干脆，咱们也印他们的钱！他们不是在沦陷区搞‘中储券’吗？咱们就印他个几十亿‘中储券’，到他们的地盘上去买光他们的物资！” 这个绝密的任务，代号“对敌经济作战”。负责人是军统里的一位经济学奇才，邓葆光。这位邓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的经济学高材生，对日本那套门儿清。戴笠把他从幕后请到台前，在重庆歌乐山深处，建起了一座戒备森严的秘密印钞厂。 戴笠不惜血本，从美国搞来了最先进的印钞机、最好的纸张和油墨，又从财政部挖来了一批技术最牛的老师傅。万事俱备，就差最关键的一样东西——伪“中储券”的印钞原版。没有原版，印出来的假钞总会有破绽，军统的特工拿到沦陷区用，风险极大。 就在这时，一个堪称神助攻的人物出现了。谁呢？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担任伪财政部长和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的——周佛海。这家伙虽然是个大汉奸，但也一直脚踩两只船，私下里跟军统眉来眼去。戴笠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周佛海，也不知许了什么好处，周佛海居然真的把“中储券”的全套印钞票版，偷偷送到了重庆！ 这一下，军统歌乐山印钞厂印出来的“中储券”，跟汪伪政府自己印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别说老百姓，就是银行专家拿放大镜看都分不出来。 从1942年开始，军统的“超级假钞”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沦陷区。军统的特工、游击队、甚至是一些被策反的伪军，人人都带着大捆的“中储券”，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大采购”。 他们在上海、南京、武汉这些日占核心区，见到什么买什么。粮食、棉花、布匹、药品、五金……只要是国统区稀缺的战略物资，统统拿下。沦陷区的物价开始飞涨，老百姓手里的“中储券”飞速贬值，整个金融市场乱成了一锅粥。 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市面上的钱怎么突然多出这么多？一查，傻眼了。假钞泛滥，可问题是，他们根本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没办法，汪伪政府只能在1943年发公告，宣布停用某个版本的10元“中储券”。 这公告一出，等于自己打了自己的脸，老百姓一看，政府都承认有假钞了，那这“中储券”谁还敢信？信用当场崩盘。而军统那边呢？你停用旧版，我就印新版。反正票版在我手里，你发行什么，我就印什么，速度比你还快。 这一手“以假对假”，打得日本人是真疼。 它沉重打击了日伪的金融信誉。第二，它为抗战输送了海量的宝贵物资。 第三，它还给军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动经费。 回过头来看，日本人当初费尽心机搞假法币，总共印了40亿，结果因为后期国统区通货膨胀，自己印的钱都成了天文数字，那40亿假钞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没怎么溅起来。反倒是戴笠这一招，直接捅了他们的心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