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天津，大汉奸刘四姐作恶多端杀人无数。这一天，几个日本人找到刘四姐，说是有任务，欣然前往的刘四姐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死于这几个人枪下。 1942年冬天，天津下着小雪，芦台第八村那片老街头黑灯瞎火，一辆马车停在刘四姐院门口，几个穿着日军军服的男人跳下来，说是“大佐有令”，请她过去一趟。 刘四姐当时正和贾怀水、外号“老鳖”的伪警长搓麻将，听见门口动静，还笑着说：“这回又有肥差了。” 她没意识到，这趟“肥差”，是她命里的最后一站。 刘四姐原本是河北霸县附近的一个庄户妇人，早些年丈夫是抗日的，说是八路军的交通员，在一次战斗里死了。 那会她还年轻，带着个女儿过日子，靠织布换口粮。 可村里人看她孤身寡女，不是欺负就是防着，婆家更是把她赶出门，说她“克夫”。她心里憋着气，日子一天比一天冷。 可真正让她变冷的，是1938年的那场“交易”。 日本兵占了村子，当地伪保长王三贵看上了她，拿几袋粮食、几块洋皂就把她拐进屋里。刘四姐一开始不愿意，后来咬咬牙认了命，从那天起，她就再没回过头。 王三贵把她当成“礼物”送给过往的日本军官，尤其是一个叫田中的少佐最中意她。 她也识趣，没多久就被带去了天津，说是做“事务安排”，其实就是当慰安所的“管事人”。 她带着女儿一起去，把女儿也“献”了出去，换来一口好饭吃。 她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天津老城东门外，一排青砖房。 很快，她就成了“妇会长”，手下看管着十几家慰安所，三百多个年轻姑娘。 她规定：每人每天至少接十个日本兵，少一个就打，跑一个就绑，死一个就扔后巷。 那些姑娘哭也没用，刘四姐最烦哭，说：“哭不值钱，笑能活命。” 有人说，她亲手打死过人。也有人说，她拿火烧过姑娘的胸口。 她不止干这个。她还帮日军做事，抓人、打探、盯梢，谁家儿子是八路，谁家藏了枪，她都清清楚楚。 她组了个“妇女小队”，其实就是特务队，夜里挨家挨户敲门，一敲开就抄家拉人，谁敢反抗，当街打死。 方圆五十里，谁都知道“刘四姐”这仨字，像瘟神一样。 可问题来了，太狠的人，活不长。1942年年底，民先队接到消息，说要活捉刘四姐，为百姓出头。队长李太英亲自带人，计划可谓周密。 他们拿到一批缴获的日军军服和证件，找到了内应“老冯”，他是刘四姐家里厨子，平时最不显眼，却早就跟游击队搭上线。 那晚，老冯在院里拍了三下手，是暗号。 李太英带着三人，穿着日军装扮，进了门，一言不发。刘四姐还以为真是来传话的，笑嘻嘻地迎上去，刚一转身，就被按住了。 贾怀水想跑，被踹了一脚，脸贴墙上。几个人把他们拖上马车，跟守门的伪警说：“贾会长突发急症，送医。”没人怀疑，马车就这样出了城。 可贾怀水半路挣脱，跳车逃了。李太英没犹豫，一枪放倒。 刘四姐被押到解放区，高墙土院里，几百人站着听她的“公审大会”。 有人喊：“我妹子就是被她抓去的！”有人哭，说：“我男人是她卖出去的！” 她开始嘴硬，说自己是“奉命行事”，是“规矩使然”。可越说，人群越愤怒。 最后，她跪在地上，才开口求饶。没有人理她。 枪声在傍晚响起，雪还在下。她穿着那身狐狸领子的皮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没了血色。 没人知道她那天有没有后悔，也没人在意。她的死，没有通知任何人，尸体就地掩埋。 天津人后来常说：“母夜叉终于栽了。” 但说到底，她不是一开始就坏到骨子里。日子逼人、命苦、没人护着，她一步步走错，也一步步走进深渊。 可她没回头，她主动踩着别人往上爬，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她死得快，可那些姑娘，那些被她出卖的人，活着的，也不再完整。 她的死，让人拍手叫好，也让人唏嘘。 那个冬天之后，游击队在天津的行动更频繁了。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加入了抗日队伍。刘四姐的死，成了“锄奸”的活教材。可人们心里也明白一件事：再大的恶，也逃不过那一颗子弹。 这事过去八十多年了，可街头巷尾，还有老人能说出她的名字。不是怀念，是提醒。 提醒后来人，别做那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