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军剥光许如梅的衣服，他们立即感到惊讶和震惊。她全身上下除了肩膀上的一处新鲜枪伤外，还有七处刀伤，暗红色的疤痕触目惊心。 许如梅，1919年生在海南文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爹是当地有名的律师。按理说，这样的家庭出身，她本可以安安稳稳地读书、嫁人，过完一生。她在中学时就不是个“安分”的学生，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前哨社”，满脑子都是抗日救国。1938年，她19岁，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看，有些人天生就是要做事的，时代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她也就没想过后退。 1939年，日军的铁蹄踏上了琼崖。许如梅二话不说，直接申请到抗日部队去。她被安排担任随军服务团的副团长，带着团员们在各个村寨里做宣传。别小看这“宣传”，在那个信息闭塞、人心惶惶的年代，几句鼓舞人心的话，就能点燃一片区域的抵抗火焰。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美合事变”，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当时许如梅已经怀着八个月的身孕，还得跟着大部队在大山里转移、躲避追击。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她一声苦都没叫过，也从没掉过队。那个画面，一个快要当妈妈的女人，挺着大肚子在山林里行军，这是什么样的意志力？ 真正的考验，是在1943年。这一年，是琼崖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在岛上推行疯狂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一个个村庄变成废墟，遍地都是尸体。许如梅就在这样如同地狱的环境里，奔走于各个乡村，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她身上的那七处旧伤，就是这么来的。一天夜里，她借宿在东阁乡流坑村一个老乡家里，结果突遭日伪军包围。她和全村的群众一起被押到村口的大榕树下。接着，就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机枪扫射，村民们成片倒下。许如梅也倒在血泊里，失去了知觉。 深夜，她在尸体堆里醒了过来。周围是乡亲们的尸体，血流成河。那一刻，悲痛和仇恨，估计已经把她整个人都点燃了。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报仇，要雪恨！” 就靠着这股劲，她拖着受伤的身体往村外挪，结果因为失血过多，又昏倒在了路边。 再次醒来，她已经躺在昌洒乡一位叫韩荣华的大娘家里。大娘帮她清洗身上的七处刀伤，她咬着牙，疼得全身冒冷汗，硬是没吭一声。大娘含着泪，说她是个“女关公”。这评价，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伤还没好利索，她又投入了工作，担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医务所的指导员。带着伤病员在山村里和敌人周旋，既要负责大家的安全，又要解决医药、粮食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担子，不是一般的重。 命运的残酷，在于它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同年秋天，许如梅在前往第三支队接受新任务的途中，途经定安县雷鸣乡梅众村，和县委书记周春雷等人汇合。因为交通和环境问题，他们暂时住了下来。也就在这里，她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战斗。 一天晚上，他们再次被日军包围。突围时，周春雷等人牺牲，许如梅也负了伤，她拼命藏到山林里。但这一次，幸运没有再次降临。日军顺着地上的血迹，像猎犬一样追踪过来，最终抓住了她。 她被押回了村子。 当日本兵剥开她的衣服，看到的不是一个柔弱女子的惊恐，而是一段刻在身体上的、血淋淋的斗争史。那七道旧疤和一道新伤，像勋章一样，宣告着这个女人到底经历过什么，又有多么不好惹。他们的惊讶和震惊，可能不只是因为伤口本身，更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是怎样的信念，能支撑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承受这般反复的摧残而没有倒下。 日军对她用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妄图让她屈服，让她说出机密。但他们得到的，只有许如梅顽强的拒绝和怒骂。 恼羞成怒的日军，把她拖到了村口。就在那个曾经见证过大屠杀的大榕树下，日军用尽了所有残忍的手段折磨她。但她始终没有屈服。最终，日军将她残忍杀害。 那一年，许如梅年仅24岁。 直到2020年9月，国家民政部公布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许如梅的名字才被更多人所熟知。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可能很难想象那种朝不保夕、时刻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日子。但正是因为有无数个像许如梅一样的人，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最黑暗的浪潮，我们才有了今天坐在这里喝着咖啡、刷着手机的安稳。 她的故事，不应该仅仅是党史材料里的一段文字。它应该被我们每一个人记住。记住那个24岁的海南姑娘，记住她身上的八处伤疤，记住她在大榕树下，用生命发出的最后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