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河池，女子发现丈夫在5年间，通过微信138次转账给另一名女子，金额累计6867元。她认为丈夫存在婚内出轨，遂将收款女子覃某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款项。丈夫王某作为第三人出庭，态度耐人寻味——他支持妻子的诉求，但坚持声称自己与覃某只是普通朋友。案件经过两级审理，法院的最终判决，耐人寻味。 案情可以追溯到2019年7月。从那时起至2024年1月，王某通过微信陆续给覃某转账，金额从3.8元到300元不等，总计137笔。此外，还有一笔1200元的转账，王某称这是购买白酒的货款。 王某妻子认为，这些小额、频繁的转账，已经超出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更像是“婚外情的隐秘馈赠”。她据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覃某返还所有款项。 庭审中，覃某坚决否认与王某有不正当关系，强调这些钱款是日常社交往来，1200元更是白酒交易款。她的说法得到了案外人罗某的证实，白酒的数量、价格、交易地点与王某的陈述完全吻合。 王某妻子坚持认为：转账次数多、时间跨度长，且覃某长期接收红包不拒绝，这本身就说明问题。王某则一口咬定：“只是朋友间的互动。” 法院经审理后，首先认定1200元白酒款属于正常交易。至于其余137笔转账，虽然数额多为小额，但王某妻子未能提供除转账记录之外的证据来证明“存在不正当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中明确：若夫妻一方因重婚、与他人同居或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而向第三人赠与夫妻共同财产，则该行为可认定无效。但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必须有明确的不正当关系存在；转账必须基于该不正当关系。 具体到王某案，法院指出：转账金额多在50元以下，少数几笔达到100元至300元；并无明显的规律性，也未在特定节日出现具有特殊含义的数额（除两笔5.2元外）；缺少能证明双方关系超越友谊的佐证证据。 因此，法院认为，这种行为最多构成轻度越界，不足以认定王某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根据《民法典》第1060条，夫妻一方因日常生活需要对亲友的馈赠，属于正常家庭支出范围。于是，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妻子的诉求。 王某妻子不服，提起上诉。她坚持认为，长期收红包却从未拒绝，覃某存在“主动索要”的成分，应当返还。王某也加入支持，要求法院判决覃某返还款项。 然而，二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王某妻子除微信转账记录外，没有更多证据。而单凭金额与频次，难以推定存在婚外情。 更重要的是，转账记录显示：金额小、无规律；未形成连续性或高频次；无特别纪念意义的金额标记。 因此，二审法院认定，一审判决并无不当，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个案件，引发社会热议。许多人直言：“要是自己配偶5年转账138次给别人，哪怕都是小钱，也受不了。”这揭示出情感世界的敏感与法律判断的冷静之间的张力。 从法律角度看：证据不足，就无法推定不正当关系；小额馈赠，属于日常支出范畴；公序良俗条款虽可援引，但需满足构成要件。 从现实角度看：王某的做法，显然在婚姻中构成“灰色地带”，即便不违法，也可能导致夫妻信任危机；覃某持续收取红包，即便法律上不构成问题，但在伦理层面难免引发争议。 本案的法律结论是：驳回诉请，维持原判。覃某不需返还钱款，王某也未被认定违反忠实义务。 但案件背后折射出三个警示：婚姻中的忠诚义务并非轻易被突破，需要有坚实的证据链；金钱往来不是判断出轨的唯一标准，法律关注的是行为性质与证据支撑；情感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司法解决，婚姻中的信任与沟通，才是根本。 在这个案例里，法律保持了理性与克制，但情感层面的裂痕，恐怕比任何判决都更难弥合。夫妻间最怕的不是输赢，而是心中那根弦被绷断后，再也难恢复如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