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中，有12位将领曾入选22位大将候选名单，他们是谁？ “1955年究竟漏了谁？”——1981年冬夜，军科院一间灯光昏黄的办公室里，两位离休老兵对着那张泛黄的候选表小声议论。尘封多年的疑问，再次被点燃。 时间拨回到1955年初春。中央军委筹备授衔，拟定22人角逐“大将”席位，只能留下10名。名单在作战室的铁皮柜里锁了又锁，却仍被不少人背得滚瓜烂熟。十二位后来披上上将肩章的名字，也在那张纸上熠熠生辉。 先说政工双雄。宋任穷，二野副政委，淮海到西南，他调民工，筹船只，十万挑夫跟着他走。周纯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出身，解放后主管后勤。两人稳健老练，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顶梁柱，可惜“政工口”只能保留邓华、洪学智两位大将名额，机会骤减。 作战系的竞争更激烈。萧克名气最大。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120师副师长，与贺龙、吕正操并肩时就听惯了“萧二哥”这个外号。论资历、论战功都够格，但他长期在军委办事机构任职，被视为“离一线略远”，最终让位。 王宏坤是“四方面军铁拳头”。川陕反“六路围攻”时，王宏坤的主攻团啃下正面最硬的石梯岭。若以方面军出身平衡指标，他原可与王树声并肩。但指标只剩一个，王树声更早进入军委领导视野，王宏坤遂转为上将。 彭绍辉的入围，很多年轻军官当年直呼“意外”。他在解放战争期最高职务只是第一野战军七军军长。可别小看“七军”。临汾、太原、兰州三座坚城都有彭绍辉的炮声，他凭硬仗赢得宝贵一票。指标紧张，他功成落座上将，亦属正常。 陈再道，人称“陈大胆”。红军时期四军军长，抗战时386旅副旅长。渡江后主持河南恢复生产，一纸调令把他推回大后方。远离枪炮的几年，档案里少了“火线”字样，这成了评衔时的软肋。 杨得志的翻身故事更像戏剧。土地革命时仅团长，三大战役却在华北挂帅兵团司令。石家庄、太原两役雷厉风行，“能文能武”一时传遍前线。可军衔名额有限，他和杨勇只能二选一。统帅部最终倾向“十总”（杨勇），杨得志则列入上将。 王震，老红军，六军团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奠基人。敢闯敢干，为二野西进铺路。若非“干部多面手不宜全放在高衔”，王震大将几乎板上钉钉。有人感叹，“王胡子直脾气，吃了几句实话的亏”。 许世友，刀劈日军“板垣师团”时就很出名。山东率部横渡大汶河，他自称“打起仗来脑子发热”。毛主席欣赏其勇，但也担忧其直率。授衔前夕，许世友一句“给啥都行”，笑翻了评审组，却也让慎重者更慎重。 邓华，海南岛登陆、上甘岭、金城收官三战，件件堪称范本。军事理论扎实，战场执行凌厉。周总理曾说“邓华用兵灵活”，可大将席位为林彪系与东北系预留，他被“技术性放下”。 张宗逊，红四方面军出身却在西北树旗。青化砭到榆林桥，他与彭德怀配合默契。战功厚重，资历深沉，落选缘由与王震相似——名额不够。 最后是刘亚楼。长征冲锋第一师政治委员，也曾远赴伏龙芝深造。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灵魂人物，林彪信任备至。新中国空军白手起家，刘亚楼挑大梁。有人质疑他无抗战一线经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空军司令不能全身披甲”，上将已是高配。 十二人，十二段脉络，各有光亮。若把他们的履历摊开，可发现一条清晰规律：1955年的大将军衔，不仅看枪林弹雨，也看岗位设置、兵种平衡、年龄梯次乃至脾气个性。指标少、候选多，僧多粥少之下，任何一票都显得分量惊人。 有人替萧克鸣不平，有人说王震更遗憾，也有人为刘亚楼抱屈。其实这些老将谈及往事，多半一笑置之——军功章早已写在史册，肩章只是注脚。真正让人敬重的，是他们在战火中淬出的担当与胆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