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被送到了纳粹集中营，那年她14岁，在那里她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晚年写书表示：“绝不原谅母亲，”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26年春天，她出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父亲朱德当时正随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寻求革命道路，年近不惑才得此一女，心中喜悦无法言表，然而，这份喜悦并未延伸到家庭的另一半，母亲贺治华原本是四川一所女校的教员，随丈夫远赴欧洲求学，却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渐渐对革命生活失去了耐心。 不久之后，朱德回国开展工作，贺治华却选择了留在苏联，并将年幼的女儿送回成都交给外婆抚养，从此，这对母女的关系仿佛被一刀割断，连血缘也显得轻飘飘，朱敏在外婆家度过童年，日子清苦，却也安稳，外婆用一点点积蓄支撑着生活，教她识字、做针线活，那个小女孩在狭小的屋檐下，学会了独立，也学会了沉默。 母亲的背影从未在她的记忆中出现，她只在长辈茶余饭后的低语中，隐约听说母亲后来回了国，与一个法国留学生同居，还牵涉进了特务活动，那场导致中共早期领导人罗亦农被捕的事件，有人说，线索就来自贺治华的告密，对于朱敏来说，这种传闻像一根冰冷的刺，扎进她的心底，却无法拔出。 1938年，朱德终于找到了女儿，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第一次从别人嘴里得知父亲的模样，那个被国民党高价通缉的革命者，竟是她的亲人，两年后，她被护送前往延安，父女终于相见，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亲昵，只有一种深藏的歉意和责任，在短暂的相处中，朱德决定将女儿送往苏联，希望她能够接受更完善的教育，远离国内战火。 1941年年初，朱敏启程前往莫斯科，进入一所国际儿童院生活学习，她改了名字，化名“赤英”，低调而努力地适应新环境，可命运并未因她的善良而心软，几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迅速推进，白俄罗斯沦陷，因病前往明斯克疗养的她，和其他孩子一起被俘，关进了集中营。 那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四年，每天清晨，天未亮便被赶出去干活，挖壕沟、搬砖石，双手磨出血泡也只能咬牙坚持，营地的食物少得可怜，常常是一口稀汤和一片发霉的黑面包，同伴中有人因生病无药可医倒下，有人被看守随意殴打致死，朱敏为了保命，四年里几乎没有开口说过中文，甚至故意装哑巴，以躲避盘查。 她的身体也被病痛折磨着，颈部的淋巴结核反复发作，最终化脓，一次，她被带到医务室，德国医生粗暴地按住她的头，用未消毒的剪刀直接剪开脓包，然后硬生生地挤出脓血，没有麻药，只有撕裂般的痛楚，她昏过去又醒来，脖子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 尽管如此，她从未放弃过反抗，在工厂里，她和其他女孩偷偷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只为让这些子弹失效，每天下工，她们的嘴唇干裂出血，却依然在彼此眼中找寻一点点生的希望，一次，一名看守拿着相机说要给她们照相，几名女孩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却在下一刻被皮鞭抽得遍体鳞伤，那一刻，她们明白，任何温情都是陷阱。 1945年，战争的风向终于改变，苏联红军逼近，集中营的守卫溃散，朱敏跟随人群逃出牢笼，她在逃亡路上倒下，被一名前苏联翻译发现，送进了波兰的难民收容站，她没有立即说出身份，只是继续使用“赤英”这个名字，默默等待确认的机会。 回到莫斯科那年，她已经虚弱得几乎说不出话，她重新开始学习俄语，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祖国，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她从不提自己的经历，也从不以“将帅之后”自居，她住在普通的职工宿舍，骑自行车上下班，吃最简单的饭菜，过最节俭的生活。 她的身体一直带着战争留下的痕迹，哮喘、结核、营养不良的后遗症时刻提醒着她曾经走过怎样的地狱，但她从不抱怨，因为她知道，比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她已经足够幸运。 晚年，她终于决定把那段经历写进文字里，她没有美化，也没有渲染，只是平静地记录下那些年发生的一切，她说，自己永远无法原谅母亲，因为那种背叛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对信仰的出卖，而她之所以能撑过集中营的四年，不是因为她强，而是因为她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有信仰、有责任的人。 2009年，她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鲜花铺地，只有一些老同事和学生默默送她最后一程。 信息来源：朱德之女朱敏：纳粹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红樱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