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22日，上海市民被各大报纸上的一条爆炸新闻震惊——一夜之间发生两起银行血案。申报报道，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内，突然有100余名职员被某方武装人员及便衣绑架，至五时四十五分，又有70余人被绑架，两次共被绑架190人。同日，江苏农民银行亦有十余名行员遭遇不明身份人员绑架。 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要发动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物资和资金是巨大难题。于是，日本想出以战养战策略，从中国占领区掠夺资源换取战争经费，其中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发行钞票控制中国经济活动。 1941年，在日本操纵下，大汉奸汪精卫的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当时日战区人们仍使用国民政府四大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法币。因为法币有中国政府信用作保障，而中储券毫无信用，只是日本人掠夺财富的工具，所以大家都不愿使用。日伪政府用多种办法强制推行中储券，如在上海繁华地段张贴标语、下发传单，甚至对公共租界各商店和银行储蓄柜施压，但都收效甚微。 蒋介石不能坐视日本人和汪精卫用中储券购买中国物资，他命令军统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汪伪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和金融系统。在戴笠指挥下，军统特工展开一系列行动。1941年1月30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季祥清在家门口被军统特工当场刺杀；紧接着，军统又对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进行炸弹袭击。2月20日早上，三名男子进入分行，扔出手榴弹，其中一颗爆炸，银行内人员惊慌失措，一名杀手还与银行保镖发生枪战。这些暗杀和袭击让伪中央储备银行职员人心惶惶。 面对军统的行动，日本人和大汉奸周佛海（汪伪财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恼羞成怒。当时国民党四大银行总部虽撤离上海，但在租界仍有分支机构。汪伪政府有著名的特务机构七十六号，搜罗了大批中国各军种叛徒和上海青帮白肋。周佛海将报复军统的任务交给七十六号。 1941年3月21日晚，七十六号特工前往四大银行在租界的留守处报复。他们先准备对中国农民银行留守处动手，却因带路者搞错地方，杀到了江苏农民银行。晚上十一点五十分，七十六号特工冲上楼，将银行职员喊起后开枪扫射，造成五人重伤、六人死亡。之后，他们又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下手，共抓走180多名职员，这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两起银行血案。 七十六号特工还绑架交通银行三名职员，用炸弹袭击中央银行上海分行。此时上海外国银行因金融业人心惶惶影响其在中国挣钱，便出面干预。4月8日，周佛海释放被绑架的一百多名中国银行职员。但4月16日，军统得知曾刺杀的中储行上海分行会计科主任张永刚在医院治疗，便派出特工将其刺杀。周佛海得知后气愤不已，命令七十六号特工从刚释放的中国银行职员里取三颗人头。七十六号特工挑了三个职务最高的职员，将他们骗上车后杀害。第二天，周佛海还在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刊出大幅标题“以三比一信守诺言”。 这一系列血案让国民政府四大银行在上海的分行元气大伤，被迫清理业务。外国银行通过外交途径向重庆和汪伪政府施压，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军统停止针对中央储备银行的破坏行为，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也不再进行报复，这场长达三个多月的上海金融血案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日本人的野心并未停止。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完全被日军控制。为彻底搞乱中国经济、获取更多物资，日本人将目光投向伪造法币。 一个国家的货币要与市场上商品总价值匹配，钞票发行过多会引发通货膨胀。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山本宪藏负责伪造法币，但印钞技术难度大，他们忙活很久印出的假法币一拿到中国就被认出。后来，德国海军在太平洋截获美国印钞公司为中国印刷的法币电板和纸张，日本人从德国人手中买进这些物品，还在香港和南洋获取中国倒闭银行的技术，解决了伪造难题。此后，日本人开足马力印制假法币，到抗战胜利时，足足印了四十亿。他们让特务机关拿着假法币与真法币混在一起购买物资。 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成立专门机构，将军统印制的几千万日伪假钞混进日战区。但因假钞做工过于精美，与做工粗糙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形成鲜明对比，很快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制定法规，对运送、使用和窝藏假钞者严惩，还悬赏十万元鼓励民众告密检举。不过，经过改进的日伪假钞还是源源不断流入沦陷区。据统计，当时在华中和华北地区，每一千块法币中就有一块是军统伪造的。到1944年3月，军统假钞在华中地区使用金额巨大，不仅购买大量军需物资运回国统区，还对日伪经济起到一定破坏作用。 而日本人煞费苦心印制的四十亿假法币，因战时中国经济局面复杂，国民政府1940年法币发行量已达一千九百亿，日本人印制的假法币数量相对较小，未达到扰乱中国经济的目的。山本宪藏曾哀叹，中国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其庞大的经济体量让日本的野心难以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