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8岁的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影像，那时的他还没有成为

1958年，18岁的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影像，那时的他还没有成为一名战士，青涩的脸上洋溢着憨厚的笑容，谁能想到，这个有着阳光般笑容的青年背后，却有着异常悲惨的童年。 18岁的小伙子站在桥头堡下，笑得特别敞亮，右手搭着件毛衣，左手提个带花纹的白手提包，身上那股子年轻人的朝气，隔着几十年都能感觉到。 这张照片，是他当年去鞍钢路上的一个小插曲。 1958年11月，雷锋从湖南长沙坐火车去辽宁鞍钢当工人，到了武昌站得换车，要等七八个小时。 他跟几个同乡一商量，“咱去看看长江大桥呗”，就这样，登上了刚通车一年的武汉长江大桥。 那时候大桥还很新，下层的火车轰隆隆过，上层的汽车来来往往，没人知道，这个偶然留下的身影，后来会成了一代人的记忆符号。 1940年冬天，雷锋生在湖南望城一个农民家里，住的是三间破茅草房，房梁都是用枯树干凑的，刮风漏风、下雨漏雨。 日本兵过来的时候，他爹被毒打一顿，落下病根，没多久就没了；他哥才十二三岁，去工厂当童工，手指被机器轧伤，又得了重病，没钱治也走了。 弟弟更小，饿肚子饿得不行，最后也没保住；1947年中秋，他娘被地主欺负，走投无路，把他托付给六叔奶奶，回家就上吊了。 临死前，他娘给他披了件干净外衣，攥着他的手说“要记住亲人是怎么没的”，那时候雷锋才7岁，一下子成了孤儿。 要不是后来新中国成立，他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上学。 1950年，乡政府的人找到他，让他去学堂读书，他高兴得一宿没睡。 后来土地改革，他家还分了2.4亩地、三间房，这是雷家三代人都没敢想的事，也正是这份新社会给的温暖，在他心里扎了根。 1958年，国家号召年轻人去搞工业建设，雷锋听说了，立马就报名去鞍钢。 出发前，他还专门找县委领导改名字，原来他叫“雷正兴”，想改成“雷峰”，山峰的峰，说“想登高望远，不迷路”。 领导听了笑了，说“你去鞍钢是去干事业的，不如用先锋的锋，像尖刀一样往前冲，多带劲”。 雷锋一听，觉得特别对，就这么定了“雷锋”这个名字。 到了鞍钢，他被分到开推土机，那机器是“斯大林80号”，个头大，雷锋个子不高，坐在操作室里得猫着腰。 别人劝他换个小机器，他不乐意，说“大车推得多，能多为国家干活”。 那时候冬天冷，操作室没暖气，他就揣个热水袋，提前一个小时到工地，把机器擦得干干净净，检查好零件才开工。 才四个月，他就把推土机摸得透透的，比别人少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就通过了技术考核。 干了一年多，他拿了三次先进、五次红旗手、十八次生产标兵，这些荣誉，全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1960年，雷锋去参军了，到了辽宁抚顺的部队，那时候他每月津贴就6块钱，自己舍不得花，省下来都帮了别人。 辽阳发洪水，他悄悄寄了100块过去；望花区成立人民公社，他又送了200块积蓄，这些钱相当于他好几年的津贴。 在部队里，战友衣服破了，他晚上等大家睡了，就开个小灯坐在床边补，针脚缝得又密又齐； 老乡家的地该种了，他周末就跑去帮忙挑水、耕地；训练间隙看到仓库冒烟，他领着战友爬房顶灭火，衣服烧了好几个洞都没察觉。 这年11月，入伍才十个月的他就入了党，入党那天，他在日记里写“为了党和人民，就算是入火海、进刀山，我也心甘情愿”。 他还在日记里给自己规划：“当农民就好好种地，当工人就好好搞建设，当战士就好好保家卫国”，还说自己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儿就亮在哪儿。 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好小伙会走得这么早。 1962年8月15日上午，雷锋跟战友乔安山准备去洗车。 卡车要倒车绕开障碍物，雷锋下车指挥，乔安山刚挂挡起步，车轮一滑，撞倒了旁边一根晾衣服的木杆。 那木杆有碗口粗，一下子反弹过来，正好砸在雷锋的左太阳穴上。 他当场就昏过去了，大家赶紧把他抱上卡车往医院送，司机一路把油门踩到底，喇叭响个不停。 可到了抚顺望花区西郊职工医院，医生抢救了好几个小时，还是没留住他，那天中午12点05分，雷锋就这么牺牲了，才22岁。 消息传出去，抚顺十万老百姓都来送他，街上挤满了人，好多人都哭了，大家舍不得这个总帮别人的年轻人。 雷锋这辈子就22年，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就是这些平常小事，让他的名字一直传到现在。 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是看活了多少年，而是看你给别人带来了多少温暖。 雷锋用22年告诉我们，普通人的坚持和善良，也能变成照亮别人的光。 就像武汉长江大桥上的每一颗铆钉，看着不起眼，可正是这一颗颗铆钉，撑起了这座大桥，让它经得起风雨，用了这么多年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