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一中国女人四肢被固定在731部队的手术台上，全身的衣服被撕烂，嘴

1941年3月，一中国女人四肢被固定在731部队的手术台上，全身的衣服被撕烂，嘴巴被布条紧紧缠绕着，女人只能用哀求的眼神，祈求一脸狰狞的神原少尉放自己一条生路。 1941年3月的哈尔滨平房区，风还是冷的，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在这片看似不起眼的土地上，坐落着一个地狱般的机构——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这里没有救死扶伤，只有冰冷的手术刀和无数被称为“马鲁太”的活人实验品。 就在这个春天，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被两个日本兵粗暴地推进了这座魔窟。她叫什么，来自哪里，档案上没有记载，只有一个冰冷的编号。但我们知道，她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抓来时，她身上还穿着粗布棉袄，头发上沾着泥土，那是在给家人挖窖藏土豆时被掳走的。 她被带进一间充斥着消毒水和血腥味混合气味的房间，那里的空气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住。她被死死地按在一张金属手术台上，手脚被皮带和铁环牢牢固定。一个戴着眼镜、胸前挂着“神原”名牌的日本少尉走了进来，他的表情平静得可怕，仿佛眼前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件等待处理的物品。 女人的棉袄被撕开，露出因怀孕而微微隆起的腹部。她拼命挣扎，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因为一块破布早已塞满了她的口腔。她发不出求救，也喊不出咒骂，只能用一双充满恐惧和哀求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神原少尉， 那眼神里，是一个母亲对腹中胎儿的保护，是一个妻子对远方丈夫的牵挂，是一个普通人对生命最本能的渴望。 神原少尉没有理会她的眼神，他只是熟练地拿起一支针管，从一个玻璃瓶里抽出一管浑浊的液体。他用生硬的中文，像是在安抚一只待宰的羔羊：“别怕，很快就好。” 话音未落，针头便刺入了女人的胳膊。 那是一种高浓度的炭疽杆菌溶液。液体注入的瞬间，女人全身剧烈地抽搐了一下，随即陷入了高烧和昏迷。神原和他的助手们则在一旁冷静地记录着数据：体温变化、心率、抽搐频率…… 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场严谨的“医学实验”。 731部队，这个名字背后，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由石井四郎中将创建并领导，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对外，他们宣称是“防疫和净化水源”的机构，但实际上，这里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细菌实验、冻伤实验和毒气实验。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以及其他同盟国的战俘被送到这里，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只有一个代号——“马鲁太”。日军告诉研究人员，这些人不是人，只是实验材料，死了就像木头腐烂一样，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就是在这种彻底的“非人化”宣传下，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和科学家，变成了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他们会微笑着给孩子们分发带有病菌的糖果，观察他们病发身亡的过程；他们会把活人的四肢用液氮速冻，然后用木棍敲击，测试“冻伤”的效果；他们甚至会在不施加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对活人进行解剖，只为观察病菌在体内器官上的变化。 那个被注射了炭疽菌的女人，在经历了几天的高烧和痛苦后，生命体征开始衰弱。但她的“价值”还远没有被榨干。在一个深夜，她被再次抬上了手术台。这一次，神原少尉的目的是获取被感染的活体器官样本。 手术刀划开皮肤的声音在寂静的手术室里格外刺耳。女人在剧痛中苏醒，她看着自己被剖开的腹部，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魔鬼在自己的身体里翻搅，她的眼神从哀求变成了无尽的绝望和仇恨。她或许想起了在村口等待她回家的孩子，想起了那个不知在何处做苦工的丈夫。可她连发出最后一声诅咒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二天，她的尸体连同其他“废弃材料”一起，被扔进了焚尸炉。一缕黑烟从高高的烟囱里冒出，消散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在731部队的档案里，关于她的记录只有一行冷冰冰的文字，描述了她的生理数据和死亡时间。 难道所有参与者都麻木不仁吗？当然不是。据战后一些良心发现的日本老兵回忆，当时有年轻的助手在目睹了这些惨状后精神崩溃，也有人私下里表达过不安。但在军国主义的狂热和高压之下，个人的良知显得微不足道。 这段历史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刻意掩盖，为了换取731部队的细菌战研究数据，美国在东京审判中赦免了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大部分主要战犯，让他们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神原少尉这样的人，很可能摇身一变，在日本国内成为受人尊敬的医生或学者，安度晚年。 今天，距离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已经过去了80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史的幽灵从未远去。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他们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甚至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们试图抹去731部队这样的污点，让年轻一代忘记那段历史的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一遍遍地讲述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