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在任时把广东治理得非常好，大搞城建：修了30几条马路，爱群大厦，海珠桥都是在他执政时修建的。此人反腐倡廉，重视教育民生，至少在广东的口碑很好。 1929年，陈济棠在蒋桂战争中选择依附蒋介石，率部击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势力，从此掌控广东军政大权，民间送他“南天王”的称号。 那时的广东刚从军阀混战中脱身，老城街道坑洼不平，雨天满是积水，郊区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珠江两岸百姓过江全靠渡船，遇上大风大雨就得停运。 陈济棠看着眼前的破败，跟身边的幕僚说：“广东是咱的根，得让这里先好起来。”这句话成了他后来治理广东的核心想法。 他搞城建从不是只做表面功夫。 修马路时，特意要求施工队在路基下铺设碎石层，防止雨水浸泡后塌陷，这些马路大多连通市区与郊区，比如从越秀区到天河的公路，通车后把农产品运进市区的时间缩短了一半，菜农不用再凌晨两三点就赶路，市民也能买到更新鲜的蔬菜。 海珠桥1933年通车那天，不少百姓特意带着孩子来桥上走，有人摸着桥栏杆感叹：“以后过江再也不用怕刮风下雨了。”这座桥直到今天，仍是广州跨珠江的重要通道。 爱群大厦1937年建成时，是广州最高的建筑，不仅有酒店客房，还专门开辟了商场和办公区，很多广东本地商人把公司设在这里，带动了周边商业的繁荣。 在民生和教育上，陈济棠的投入一点不含糊。 他下令每个县必须办一所师范学校，学费全免，还补贴食宿，就是为了培养乡村教师——当时广东农村很多孩子没学上，他觉得“要让百姓日子好，先得让娃能读书”。 这些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后来大多回到家乡教书，不少偏远乡村第一次有了正规学堂。 他还扩建中山大学，新增了理科和农科专业，农科毕业生被派到珠三角的农场，推广改良水稻品种，让粮食产量提高了近三成，农民收成好了，对他的认可度自然更高。 珠江三角洲的堤围也是他任内加固的，之前每年汛期，不少村庄都会被淹，加固后的堤围挡住了洪水，村民们不用再每年忙着搬家逃难。 可这位有政绩的“南天王”，身上的矛盾点从来不少。他喊着反腐倡廉，规定官员贪污500元就枪毙，曾有个县长挪用救灾款，他二话不说下令处决，震慑了不少贪官； 但他的弟弟陈济桓借着他的名义经营盐业和航运，虽然没到贪腐的地步，却也抢占了不少商机，不少商人私下抱怨“陈家的生意没人敢惹”。 他大力推动现代化建设，却又极度迷信风水，曾因为风水先生说“某条路挡了广州的龙脉”，硬是让施工队把快修完的马路改道，工程师反对说这样既浪费钱又影响交通，他却坚持“风水破了，建设再好也没用”，这件事在当时的知识界引来了不少批评。 更让他陷入争议的是1936年的“两广事变”。他看着蒋介石集中力量“剿共”，却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态度，心里很不满，于是联合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全国要求抗日反蒋。 可这场事变没坚持多久，他手下的空军突然叛逃到南京，陆军将领也有人倒戈，眼看大势已去，他只能宣布下野，带着家人去了香港。 临走前，他特意去海珠桥走了一圈，看着自己主持修建的大桥，沉默了很久，随从问他要不要带些财物，他摇摇头说：“这里的东西，本来就是给广东百姓的，带不走也不用带。” 抗战爆发后，陈济棠从香港回到内地，在重庆担任国民政府的闲职，没再掌过实权。抗战胜利后他回广东，看到自己当年修的马路、桥梁还在使用，有百姓认出他，主动打招呼，他还会停下来问问对方日子过得怎么样。 只是那时的广东，早已不是他当年掌控的模样，他只能在街头巷尾的议论里，听着人们对他的评价——有人说他是“广东的功臣”，有人说他“私心太重”，也有人说他“可惜了一身本事，却没选对路”。 陈济棠的一生，就像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他有建设家乡的真心，也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绩；可他又受限于时代和个人认知，既搞廉政又有家族特权，既想抗日又在政治博弈中失败。 人们评价他时，很难用简单的“好”或“坏”来概括，只能承认，这个矛盾的人，确实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给广东留下了不该被忘记的印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