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和中国人，到底谁更擅长玩金融？其实，我们对金融的理解从开始就站在国家治理高度，犹太金融则源于个体生存策略，偏好投机。表面看是技术问题，实际是两种文明的根本性取向，到底是创造还是掠夺，是建设还是投机。 大伙都知道我国古代士农工商排序，重农抑商，因为我们早就知道资本不是啥好鸟。商人到处溜达，唯利是图，很容易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所以，我们自古就不咋待见商人。 汉武帝推行“告缗令”，直接没收商人财产以充军费。朱元璋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课以重税。《唐六典》和《旧唐书》都明文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 电影《长安三万里》，李白之所以不能参加科举，就是因为他老爸李客是商人。李白要想入仕，只能通过献赋、干谒权贵获得举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人脉，相当于拿资源换仕途，有点像美国大学推荐信，主打人脉关系和财富多寡。 从社会层面看，士农工商对应四民分业，本质是道德排序。商人不事生产而牟利被视为道德缺陷，与儒家“重义轻利”相冲突。所以，汉代把商人贬为末业，其财富积累也被污名化为“市侩”。 全世界都认为犹太人是金融民族，实际上中国人才是最懂金融的民族。春秋时期，管仲的“轻重之术”展现出惊人的金融治国能力。他通过货币和价格政策，不战而屈人之兵，轻而易举就灭亡了一个国家。 宋朝时期，四川地区诞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比西方早数百年。但这些创新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中华文明对国家治理和经济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理解。 相比之下，失去家园的犹太人在中世纪欧洲被限制在许多行业之外，反而在借贷和金融领域找到了生存空间。因为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教义明确禁止放贷收取利息，认为这玩意不道德，会腐蚀人的心灵。 根据教会规定，任何形式的利息都将被视为高利贷，是一种罪孽。正因为欧洲基督徒无法从事放贷业务，才被犹太人捡了个大漏。它不仅让犹太人积累了大量财富，还让其获得了金融领域的先发优势。 但这种起源于边缘地位的金融实践，从开始就带有“小商小贩”式特点，注重短期套利和投机操作。因为流浪让其没啥安全感，不知道啥时候会被驱逐，导致他们倾向于短期投机。 相比犹太金融的投机属性，中国金融思维则属于生产型，将资本视为生产催化剂，国家会引导甚至强迫资本流向实体产业，创造真实财富。所以，中国金融从一开始就被导向了金融的最高层次和最高境界：国家资本！ 而中国金融之所以是生产型思维，就是因为中华文明原本就是一种生产型文明。北纬30度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为啥只有中华文明活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认真种地搞生产，始终将土地视为财富之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其他几个古文明压根就没认真种过地，不古才有鬼了。再看它们的次生文明，也都信奉不劳而获，把别人口袋视为财富之母。中东那帮骆驼中间商，各种赚差价，富得流油，简直不要太爽。 所以，犹太人将金融视为博弈场，追求通过价格波动和市场操纵获取利润，寻求薅羊毛、制造泡沫、收割财富，而非创造实际价值。中国人则倾向于储蓄办厂、扩大生产、创造就业，思考如何生产出更多东西。 其实，中美金融战说穿了就是犹太人与中国人的博弈，是投机型金融与生产型金融的对决。但双方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中国金融着眼长远、服务整体利益、注重可持续发展。犹太资本则短视、贪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中美贸易失衡，中国是通过实实在在的生产和出口赚取美元，而美国却幻想通过金融操作“薅羊毛”回流资金。却在中国面前屡屡受挫，因为中国不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不放松金融管制，犹太金融就只能干瞪眼，无法施展手段。 毕竟人都需要吃饭穿衣，必须依靠实物才能活下去。而金融这种虚拟玩意，要不要都无所谓，就像汉文帝曾下诏书明令：“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从历史趋势来看，生产型文明最终都会战胜投机型文明，实实在在创造财富永远比虚拟财富转移更具有可持续性。现在，有了美国产业空心化这颗珠玉在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了过度金融化的危害，开始重视实体经济和发展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