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日本兵突然将看守所的大门打开，翻译官对着9名八路军战士说：火车就在门外等着你们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一九四四年的仲夏，平遥的太阳像是烧红的铁，晒得城墙生烟，几十年后，一位老人在医院接受检查，医生看着他后脑勺那道蜿蜒的伤疤，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他却只是轻轻一笑，那笑容中有种超脱生死的从容，那疤，是战争留下的痕迹，是记忆深处不愿被擦去的一页。 那年八月，黄庭廉被关进了平遥日本宪兵队的看守所，他是八路军的一名宣传干事，入狱前因掩护群众撤离，不幸被捕，牢里潮湿阴暗，墙皮脱落，空气里混着霉味与血腥，脚上的镣铐早已将皮肤磨破，裸露的肌肉与铁环交错成一副地狱画，但真正让人胆寒的，是夜里传来间断的哀嚎，那是隔壁牢房传来的疼痛，在低沉的砖墙中回旋，像鬼哭狼嚎一般。 三个月过去，他早已习惯了这座牢房的一切，习惯了清晨的号令，习惯了审讯时敌人冷漠的眼神，甚至习惯了同伴一个个被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直到一天午后，铁门被猛地拉开，九个战士被押到院里，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解释，只是将他们的脚镣卸下，又用粗绳将双臂反绑，空气忽然变得沉重，像暴雨前的闷雷压着心头。 黄庭廉心中一紧，他不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所谓“火车送走”的说辞太过蹊跷，敌人惯用这种方式掩盖屠杀的真相，他心里已经明白，自己和战友们即将被处决，他没有慌张，只是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脊背，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舞台，他要让那些围观的人知道，这些人不是罪犯，而是为民族而战的战士。 走出看守所，他们被押往城西，道路两旁聚满了围观的百姓，有人低头默默流泪，有人咬牙切齿愤恨不已，黄庭廉走在最前面，虽然双手被绑，步伐却坚定，他知道这一段路，不是通往死亡的旅程，而是一次沉默的宣告，他的目光扫过人群，仿佛在传达一个信念：他们不是在赴死，而是在以生命呐喊。 沿途人群越来越多，有人悄悄掏出手帕擦眼泪，有孩子拉着母亲的手不愿走开，没有人出声，但那份沉默，比千言万语更有分量，他们走过街市，走过城门，走向城外那片荒地，那里早已被日军选作刑场，土坑已经挖好，四周布满了敌兵，刺刀在阳光下泛着凛冽的寒光。 黄庭廉站在坑边，身边的战友有的闭上眼，有的咬紧牙关，没有人退缩，每一个人都站得笔直，敌人手起刀落，鲜血飞溅，轮到他时，第一刀砍在后脑，他没有倒下，只是身体微微晃了晃，第二刀接着劈下，他依旧没倒，直到第三刀落下，他才重重地摔进坑中。 敌人似乎怕他没死，又补了几刀，便草草用土掩埋，夜色渐浓，虫鸣替代了白日的喧嚣，刑场恢复了沉寂，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但那晚注定不平静，埋在土中的黄庭廉，竟然在刺骨的疼痛中苏醒，他的脑中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在燃烧：不能死，他试图动弹，发现双手已被刀砍断绳索，背上的刀伤一动就剧痛无比，他咬紧牙关，艰难地向上爬，每一寸爬行都像是在刀山火海中挪移。 泥土混着血水，浸入伤口，他却一声未吭，他不知道爬了多久，只觉得天边微微发亮，终于，他爬进了城西北的一个村庄，麦垛后，他倒下了，意识也随之陷入黑暗，第二天，一位村民发现了他，将他救下。 黄庭廉被送往安全地带后，组织立即安排医生为他治疗，后脑的伤最为严重，整整五个月才渐渐愈合，留下了一道粗深的疤痕，他躺在炕上，无法动弹，却始终牵挂着牺牲的战友，他请求同志为他准备纸笔，缓慢而清晰地写下那天发生的一切，他要让历史记住这些人的名字，记住他们的牺牲。 五个月后，他重新回到部队，不久，太岳军区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他的事迹在军中传开，被称为“从死神手里逃回来的人”，一年后，他被送往延安接受疗养与学习，后来在军区医院担任政委，医院里有几名日本留用医生，听说他的经历后，主动提出为他进行头部整形手术，那道疤虽然被修复，但深埋在骨血中的记忆，谁也无法抹去。 新中国成立后，黄庭廉继续在军中任职，直至离休，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却很少谈及那段历史，他说，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奇迹，而是所有战士用血换来的胜利。 直到他九十三岁离世，那道疤还在，只是颜色褪了，伤口愈了，记忆却更清晰了，它不是伤痕，而是一面旗帜，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注脚。 信息来源：华商网--刑场里走出的“活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