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女科学家吴健雄回国，见到周总理：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起吴健雄，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诺奖遗珠”。这确实是她人生绕不开的一笔。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宇称不守恒”。简单说，就是我们之前认为物理世界里，一个粒子的运动规律和它镜子里的影像应该是完全对称的，但他俩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不对称。 这想法太野了，当时没人信。理论物理学家管“挖坑”，实验物理学家负责“填坑”或者证明这是个“伪坑”。李政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健雄。 吴健雄当时已经是β衰变研究领域的世界顶级权威，接到李政道的请求，立马意识到这事儿有多重要，连已经计划好的回国探亲旅行都推了，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 实验难度极大，需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超低温下进行。她带着团队不分昼夜地干了几个月，最终在1956年底，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下，确实不守恒！ 物理学界炸了锅。第二年，诺奖就颁给了李、杨二人。吴健雄呢？被完美地“忽略”了。 李政道心里过意不去。他儿子李中清在追思会上透露，父亲当年就写信给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吴健雄也应该获奖。后来，李政道又两次正式提名吴健雄，都失败了。直到前些年，上海交大从诺贝尔奖的提名委员会拿到了原始档案，才让这些尘封的往事见了光。 为啥没给她？有人说诺奖一次最多给三个人，她团队里人多，不好分。也有人，比如她孙女就觉得，这背后有明显的性别歧视。120年来，诺贝尔物理学奖只颁给过四个女人，这数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吴健雄自己公开场合从没抱怨过。只是在1989年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她才吐露心声：“尽管我从来没有为得奖去做研究工作，但是，当我的工作因某种原因而被人忽视，依然是深深地伤害了我。” 再强大的人，内心也有柔软的地方。她不是神，她只是一个热爱科学、追求真理，却被时代和偏见亏待了的女性。 时间快进到1973年。 中美关系破冰，离家三十多年的吴健雄和丈夫袁家骝，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趟回来，她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见到总理，是极高的礼遇。寒暄过后，大家聊起了当时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云南高山站发现了一个“超重”粒子事例。总理请吴健雄和袁家骝帮忙分析。 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中国高能物理的未来发展上。 这个时候，吴健雄心里估计是五味杂陈。她看到了祖国的热情和对科学的渴望，但也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和世界顶尖水平的巨大差距。 接下来，就是文章标题里那句“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的时刻。 这当然不是历史原话，但它恰如其分地描摹了吴健雄当时的心境。作为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科学家，她完全可以说几句场面上的客套话，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她没有。 她和袁家骝非常坦诚地，甚至是有些“不客气”地，指出了当时国内一些科研方向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底子薄，资源有限，必须把劲儿使在刀刃上，选择既省钱、又有丰富物理目标的方案。不能好高骛远，更不能闭门造车。 这话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周总理听完，非但没有不悦，反而当即对身边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张文裕说：“一定要尽快把高能加速器预制方案搞出来！” 这次会面，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它直接推动了后来中国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建设方向。 很多人觉得，爱国就是唱赞歌。但吴健雄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敢于讲真话，是急切地想让你变得更好。 就像家人一样，看到你走偏了，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拉回来，哪怕话说得重了点。 吴健雄的“真话”不是说完就拉倒了。从那天起，她就把推动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1981年，国内原本计划的“八七工程”因为经济调整下马了。吴健雄夫妇听到消息，急得不行，赶紧和李政道商量对策。 他们联合邀请高能所的专家到美国开会，跟那边的顶尖物理学家一起讨论。最后，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在中国建造2.2GeV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最佳方案。这个方案造价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但物理研究价值极高，还能一机两用，搞同步辐射应用。 这个建议，最终通过李政道等人的努力，获得了最高层的批准。这就是后来让中国在τ-粲物理研究领域走到世界前沿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吴健雄夫妇多次回国访问讲学，每次都会去高能所，关心设备的进展，跟年轻的科研人员交流。当她看到我们用自己的设备做出了世界级的成果，兴奋地像个孩子。 1997年，吴健雄在纽约病逝。遵从她的遗愿，丈夫袁家骝亲自护送她的骨灰，回到了故乡苏州太仓。 她的墓碑上刻着两行字：“她是一位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