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可谓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人给他的名字加上两个字，变成“毛骨森森”，形容他的行事风格。 他190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县，1931年考入浙江警官学校，随后加入军统，成为戴笠的得力干将。 抗战时期，他在浙东一带主持地下工作，有过抗日报国的经历；但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却大肆捕杀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与无辜群众，手上沾满了鲜血。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毛森逃离大陆，先到台湾，后因与蒋经国产生矛盾，于1958年移居香港，1968年最终定居美国。 可以说，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刽子手”到“侨胞”的身份转变。这样一个曾经坚决反共的人物，晚年却选择回到大陆省亲，并对中国的发展表示赞赏，这种转变令人深思。 毛森的回乡申请是在1992年初提出的，当时他已经85岁高龄。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毛森表达想回家乡的念头时，还担心自己会不会不受待见。 这种担忧不难理解，毕竟他过去的行为确实给共产党和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大陆方面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允许他以“爱国华侨”的身份回国访问。 回到故乡浙江江山后，毛森看到了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禁老泪纵横。他游览了江郎山，看到了自己1938年在石壁上的题词：“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虽然经过风雨侵蚀，字迹依然可见。陪同人员请他重题字留念，但他只以颤抖的手写了“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大字。 这简单的八个字，蕴含了复杂的情感——有对故乡的眷恋，也有对乡亲们的感激，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毛森多次高呼：“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这种公开表态出自一个前军统特务之口，确实令人意外。 当被侄儿问及当年杀害共产党人的往事时，毛森解释道：“如果说抗战时期，我杀过敌人，杀过汉奸，确实杀了不少人。 至于杀党内人士，那是因为上级有命令，有文件，有电报。我是根据命令批转下面执行的呀，我并没有亲手杀过人。” 他进一步为自己辩解道：“我生长在那个年代，也是为了挣口饭吃。我不为国民党服务，不替蒋先生做事，怎么办？如果我还在大陆，也像你们一样年纪，那么我也必然要为中共服务了。” 这种解释虽然带有自我开脱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人的无奈。在历史洪流中，个人往往被裹挟前行，很难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 毛森回国省亲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的自信与开放。政府能够允许一个前军统高官回国访问，并给予礼遇，显示了对历史恩怨的超越和对民族团结的重视。同时，毛森对大陆发展的赞誉，也从一个特殊角度印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毛森的经历也体现了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尽管他曾经为国民党效力，但晚年却认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道路。 他甚至表示：“中华民族是一家，骨肉同胞情深似海。海峡两岸人民血浓于水，要亲密团结。台湾离开大陆，就没有希望。”这种观点出自一个前军统人员之口，确实耐人寻味。 1992年10月，毛森在美国旧金山去世，距离他的回乡之旅仅仅几个月。他的生命最终画上句号，但他的经历却留给人们许多思考。 素材来源：毛森公馆前的一张合影，那一刻上海的气息 2021-09-02 07:50·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