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董伟被拉上刑场，就在距离执行枪决只有仅仅4分钟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枪下留人！”，在场所有人都跟着心头一颤。 董伟出生在陕西延安农村，家里穷，二十多岁就靠种地和打工过日子。2001年5月2日凌晨，他喝了点酒，带女友曹筱丽和两个同事去延安电影院舞厅玩。门口碰到宋阳，这家伙十九岁，染黄头发，爱惹事。他拦住董伟他们，盯着曹筱丽说脏话，还推搡董伟。董伟回击，宋阳抽皮带甩过去，两人扭打起来。保安拉开，宋阳塞烟给保安，就走了。 刑场的风卷起沙尘，吹过董伟后颈的冷汗。 他听见电话那头急促的"枪下留人"时，膝盖一软跪进黄土里。可这通电话救下的不止是一条命——它撕开了中国死刑复核制度的一道裂缝。 宋阳的死，远比舞厅斗殴复杂。 那晚保安收烟放人后，宋阳竟折返挑衅，抄起砖块砸向董伟头部。监控模糊拍到董伟踉跄中捡起地砖反击，宋阳太阳穴中击倒地。法医报告显示：宋阳体内酒精浓度超醉驾标准3倍，而董伟手臂留有皮带抽打的紫痕。正当防卫？还是激情杀人？ 法庭争议持续了整整13个月。 董伟案暴露了死刑复核的致命短板：省级高院终审与最高法院复核权未分离。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前，像董伟这样的案子，省高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据《中国法律年鉴》数据，2002年全国死刑判决中，律师提出新证据的成功率不足7%。董伟的辩护律师朱占平在复核阶段才找到关键目击者——舞厅保洁员证实宋阳先持砖伤人，但这份证言险些被淹没在卷宗里。 当朱占平拨通刑场电话时，最高法院值班法官在档案室翻出尘封的复核记录。从电话接通到暂缓令签发，只用了182秒。而就在同一时期，河北聂树斌案已因"枪响太快"酿成不可逆的悲剧。董伟的4分钟，成为中国司法史上最惊险的"刀下留人"样本。 我们总说"正义不会缺席"，但董伟案抛出一个残酷问题：当正义迟到4分钟就是阴阳永隔，司法系统该如何安装"刹车片"？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死刑复核阶段必须讯问被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条款，可现实中，像董伟这样请不起名律师的农民工，依然可能倒在程序漏洞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