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律师顺利帮助75名农民工讨薪成功，可事后才发现包工头其实早就为农民工垫付了工资，为此律师和包工头反而成了被告，遭指控虚假诉讼罪，律师本人也被判处 4年有期徒刑，可律师坚称事先不知情，就是不认罪！
2017年，泰安某小学建设项目的层层分包埋下隐患。总包方将工程转包给无资质的赵某（化名），赵某又分包给米某（化名），米某再将部分工程交给陈某（化名）。
工程竣工后，赵某拖欠米某432万元工程款，米某虽自掏腰包结清了117名农民工的工资，却因未拿到上游款项陷入困境。2019年3月，米某将赵某告上法庭，要求支付工程款，但法院以“未完成审计核算”为由驳回其对总包方的连带责任诉求。
走投无路之际，米某找到在建筑领域有经验的女律师高丙芳。据公开资料显示，高丙芳曾担任多家建筑企业法律顾问，对工程款纠纷处理颇有心得。
她接受委托后，以75名农民工名义向岱岳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某及总包方支付265万元劳务费。为证明诉求合理性，陈某事后补制了《2017工资发放表》，高丙芳则安排助理逐一找农民工签署授权委托书和起诉状。
这场诉讼进行得异常顺利。2019年12月，法院一审判决陈某支付74名农民工劳动报酬，总包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总包方对其中3份判决提起上诉，但2020年8月二审仍维持原判。
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2021年，总包方在整理账目时发现异常：同一笔工程款竟被要求支付两次。经调查，他们发现参与诉讼的75名农民工中，58人早在2017年底就已结清工资，另有17人与涉案工程无关。
随着总包方向检察院申请民事诉讼监督，这起“讨薪案”逐渐显露出虚假诉讼的端倪。2021年11月，岱岳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撤销69份原审判决；2022年5月，山东省高院再审撤销剩余3份判决。与此同时，检察院将线索移交公安机关，2022年4月，高丙芳、米某、陈某被立案侦查。
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围绕“高丙芳是否知情”展开激烈交锋。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米某和陈某在侦查阶段均承认，早在委托高丙芳前就已告知其“农民工工资已垫付”的事实。
他们还提供了一段2021年7月的通话录音，试图证明高丙芳对垫付情况心知肚明。然而，高丙芳的辩护团队指出，这段录音存在噪音干扰和方言障碍，关键内容系公诉人“归纳总结”而非原始对话。
更耐人寻味的是，高丙芳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她曾在2021年7月11日主动询问米某：“是不是所有农民工的工资都是您垫付的？”次日，米某给予肯定答复。这一时间节点距离案涉民事诉讼二审胜诉已过去近一年，高丙芳的辩护团队据此主张，她是在诉讼结束后才得知真相，不存在主观故意。
尽管如此，法院最终认定高丙芳构成犯罪。判决书指出，作为执业律师，她在接受委托时未核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未向当事人释明诉讼风险，甚至在法院提示可能存在虚假诉讼后仍继续推进案件，属于“明知故犯”。相比之下，米某和陈某因认罪认罚且系从犯，分别被判处三年缓刑和一年半缓刑。
这起案件在法律界引发广泛讨论。有律师指出，工程款纠纷中，包工头垫付工资后能否以农民工名义起诉总包方，法律并无明确禁止，但需以“真实债务关系”为前提。
若工资确已结清，再以农民工名义索赔，则涉嫌虚构债权债务。也有法律学者认为，本案暴露出民事诉讼审查机制的漏洞——法院在审理讨薪案件时，往往更关注书面证据和形式要件，对债务真实性核查不足，给虚假诉讼提供了可乘之机。
如今，高丙芳已提起申诉，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改判可能性微乎其微。这起案件留给法律人的警示远未结束：在代理群体性纠纷时，律师如何平衡当事人利益与司法公正？当“帮助弱势群体”的道德光环与“核实证据真实性”的职业义务发生冲突时，该如何抉择？
那么，如果你是一名律师，面对类似情况会如何处理？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