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国民党上将冯钦哉，面对我党的邀请，竟然不为所动。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这座古都迎来和平解放。就在全城欢庆的时候，住在西单一座四合院里的冯钦哉却把自己关在屋里，谁来劝都不见。 这位前国民党上将、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刚刚帮着促成了北平和平谈判，按理说新政府会给他安排个体面的位置。可当解放军的代表第三次登门时，他撂下一句狠话：“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 冯钦哉是陕西蒲城人，早年跟着冯玉祥混西北军，一路从小兵干到师长。他这人有个特点，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933年春天，日军打下热河直逼长城，当时在陕西当师长的冯钦哉坐不住了。他连夜带着全师人马往北赶，一心想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干一仗。 可到了前线，上峰何应钦却让他掉头去打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钦哉当场就火了：“冯玉祥是打日本人的，我凭什么打抗日的队伍？” 这一拒绝，差点把官帽子丢了。但冯钦哉不在乎，他说自己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就算不是一家人，也不能对着打日本人的中国人开枪。 西安事变爆发那天夜里，杨虎城派人找他，让他带兵守潼关，挡住中央军西进。冯钦哉思来想去，最后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他不但没去潼关，反而跟着何应钦的人通电全国，公开反对张学良和杨虎城。就这样，他从杨虎城的老部下，变成了蒋介石的人。 很多人骂他是墙头草，可冯钦哉有自己的算盘。他手下几万弟兄要吃饭，跟着蒋介石，部队能扩编成第二十七路军，他当总指挥，这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七七事变后，冯钦哉带着部队上了抗日前线。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他一仗没落下。1938年在山西稷山，他的部队跟日军小林联队硬碰硬，愣是把县城给夺了回来。 那段时间，他经常跟八路军的朱德、彭德怀打交道。两军合作打日本人，配合得挺默契。部下有人说共产党这个那个，冯钦哉就一句话：“打日本人的都是朋友。” 可惜好景不长，1938年冬天，他被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听着挺唬人，其实手里一兵一卒都没有。 他专门跑到重庆找蒋介石要兵，蒋介石当面答应给他五个军，让他打回山西老家。冯钦哉高高兴兴回去等着，结果等了整整一年，连个班长都没给他。 1941年，蒋介石又给他封了个察哈尔省主席。问题是察哈尔早就被日本人占了，省政府只能设在洛阳。冯钦哉索性就在西安家里“办公”，每月领份薪水，啥事不干。 抗战胜利后，内战打响。1946年10月，冯钦哉参与了对张家口的进攻。这一仗打得他心里不是滋味，对面是解放军，都是中国人，子弹打出去，倒下的还是自己同胞。 1948年底，解放军把北平围得水泄不通。傅作义想和谈，征求手下意见。冯钦哉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再打下去，死的都是老百姓，北平城也要毁了。” 为了促成和谈，他亲自去绥远包头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一路护送到北平。谈判那几天，他天天守在电话旁，生怕出什么岔子。 北平和平解放后，新政府对他很客气，给了他《解放证》和《市民证》，还派人来问他想做什么工作。统战部的、民革的、老朋友邓宝珊，轮番来劝。 冯钦哉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懵了，他说自己要学明末的傅青主，宁可住土窑洞也不当新朝的官。“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当官的都是奴仆，我要当主人，不当奴仆。” 因为他“归而不顺”，1950年的一天，公安局以查毒品为名搜查他家。在一个上锁的箱子里发现了几支手枪，说他私藏武器，把他关进了监狱。 冯钦哉喊冤，说箱子是走掉的警卫留下的，他根本不知道里面有枪。可没人信，还是傅作义和邓宝珊多方奔走，才把他保出来。 出狱后的冯钦哉更加沉默了，他在西安开了个小买卖，每天就是进货、算账、跟顾客聊天，跟个普通老头没啥区别。 有意思的是，这个不爱当官的人，却很会做生意。早在民国时期，他就在陕西搞房地产开发，成立过通济信托股份公司，算是西北最早玩资本运作的人之一。 回头看冯钦哉这一生，他不是英雄，也算不上枭雄，就是个在大时代里随波逐流的普通人。他有自己的坚持，比如打日本人的时候从不含糊；也有自己的算计，为了部队的前途投靠蒋介石。 最让人琢磨不透的，还是他那句“宁死不做官”。或许在他心里，不做官是保全自己最后一点尊严的方式。毕竟打过内战的手，再去握和平建设的笔，这个弯他转不过来。 冯钦哉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那个年代的很多人，都像他一样活在矛盾里，想守住点东西，又不得不随大流，最后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给动荡的人生画个句号。 名将后裔·我的先辈与抗战（四）冯钦哉之孙冯寄宁：祖父是位正直的人——凤凰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