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台海有事，与那国岛上的日本自卫队可以配合美军做出最快速的反应，那到时候我军统台之战要不要先动手解决与那国岛上的日本自卫队？ 解决与否，成为一道两难的选择。若提前处置，就能破坏美日的快速反应机制，但同时也会给对方提供“干涉口实”；若按兵不动，则我军行动始终暴露在对方眼皮底下，构成长期威胁。 早在冷战时期，美军就在西太平洋布设了多层预警与拦截链条。 琉球群岛链便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环。与那国岛，位于台湾岛以东仅111公里，被称为“日本的西大门”。二战结束后，美军在该岛及周边岛屿部署了大量雷达和侦察设施。 2016年，日本自卫队在与那国岛正式设立了沿岸监视部队，配备地面雷达、光电探测系统和卫星通信设备，名义上是监视“可疑船只”，实际却是为美日联合作战体系提供前哨支撑。 1996年的台海危机，当时美国派遣了“尼米兹”号和“独立”号航母打击群闯入台海周边，意图震慑。彼时我军海空力量仍在转型之中，难以与美军正面抗衡。 但在那场危机后，我军高层逐渐意识到“外部干涉”才是未来最棘手的难题。此后二十余年，我国先后加快了远程反舰导弹、反隐身雷达、航母编队和电子战力量的建设。 如今，若局势骤然升温，美日的第一反应几乎可以预判：依托与那国岛及宫古海峡的预警网，美军能在数小时内调动驻冲绳的第七舰队，自卫队则能迅速派遣巡逻机与驱逐舰靠拢台岛周边。 一旦形成合围，对我军行动构成极大掣肘。 正因如此，横亘在台岛和与那国岛之间水域，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这种部署方案表面看只是军舰的机动调配，但背后需要解决一系列棘手难题。 首先是风险问题。 该水域平均宽度不足120公里，属于典型的狭窄海峡作战环境。历史上，美军对这种区域的把控极为娴熟。 比如在1988年的“海湾冲突”中，美军舰艇就是凭借狭海优势对伊朗实施封锁行动，直接击沉了多艘伊朗海军舰只。如果我舰贸然进入该区域，就必须面对来自空中、海面和水下的多重威胁。 其次是电子战环境的复杂性。与那国岛的雷达系统不仅能监控水面目标，还能与驻冲绳美军的“宙斯盾”驱逐舰、E-2D预警机形成数据链互联。 换句话说，一旦我军舰艇进入该水域，几乎等同于置身于美日的电子围网之中。想要摆脱追踪，就必须依赖强大的干扰与反干扰能力。 但从另一角度看，历史经验也提供了启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为突破美军封锁，曾采用潜艇和小型护航舰队“伴随航渡”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争取战略主动。 对比当下，我军若能在与那国岛一线稳住阵脚，不仅能牵制美日反应时间，还能迫使其在政治上背负“挑衅升级”的指责。 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逻辑，决定了我军舰艇必须具备长期抗压的能力。为此，我国近年来大力发展了万吨级驱逐舰和综合补给舰。 例如055型驱逐舰，满载排水量超过1.2万吨，装备有112单元垂发系统，可发射远程对空、对海和对陆打击导弹；901型综合补给舰，则能为舰队在远海持续作战提供燃料、弹药和物资补给。 有了这些“海上巨兽”的支撑，我军舰队才能真正横亘在关键水域。 除了硬实力，演训经验也至关重要。2023年，我军在台岛以东海空域进行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一个重要科目便是模拟封控“外部干涉力量”。 公开报道显示，演习中驱护舰、轰-6K轰炸机与远程火箭军部队协同作战，构建了“海空火一体化”的打击体系。虽然只是演训，但它预示着未来实战的可能场景。 当下，如果真要在台岛与与那国岛之间部署舰艇，我军的考量不仅仅是军事层面，还涉及到国际法和外交博弈。 该水域属于国际公海，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任何国家舰船都有通行权。但若我军舰艇在此长时间停留，并进行高强度军事活动，美日必然会借题发挥，将其定性为“挑衅行为”。 换言之，这是一个法律灰色地带，操作上必须拿捏分寸。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潜在的升级风险。一旦美日舰机试图驱离，双方舰艇可能发生危险接触。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至今仍是一个警示：一次意外摩擦足以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 因此，我军若要实施这一部署方案，就必须在舰艇规则动作、无线电通联和危机管控机制上做好周密准备。 横亘在台岛与与那国岛之间水域的确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它能在战术上延缓美日快速反应，为我军争取战略窗口期；但同时也意味着舰艇暴露在对方的高压监控与潜在挑衅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