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找他谈3次职务调动：这么固执！对方：干不了，高抬贵手！ “1950年3月，下军部的调令没错吧？”刘亚楼推开会议室的门，略带笑意地问。刘懋功站起身，憋了半天，只挤出一句：“干不了，高抬贵手！” 那一年，中央军委着手在零基础上打造一支现代化空军。刘亚楼受命出任首任空军司令，手里却只有几架缴获的零星飞机、十几名会飞旧式教练机的飞行员，以及漫山遍野渴望复员回家的陆军老兵。要想在短时间内让“骑马打仗”的将领学会“驭鹰上天”，唯一办法就是从各大军区直接抽调中高级干部，再由他们带队摸索。 放在今天看，抽干陆军骨干去填补空军空白是顺理成章，可在当时，这无异于让一位常年端着步枪冲锋陷阵的师长去座舱里操作英文字母。“不会飞、年纪大、文化薄弱”几乎成了多数人拒绝调动的统一理由。 刘懋功正是其中“最硬的一块骨头”。这位西北野战军名号不小的师长，16年里从战士一路打到师长，行军打仗、围歼穿插都拿手，枪林弹雨里练就的那股子底气，让他对突然甩来的调令很不服气。他向军长诉苦，军长直白：“不是军区让我放人，是总部直接点名。” 进京报到的第一天，他逮着甘泗淇就发问：“是不是你举荐的？”甘泗淇点头，顺带劝他：空军缺的是能扛事的人，你年纪不过三十五，再学也来得及。刘懋功没接茬，只盯着一句：“能不能撤回命令？”甘泗淇将想法往上捅，结果只回了一个字——不行。 第一次正式谈话，刘亚楼摊开花名册，一条一条为他算账：年龄优势、作战阅历、指挥潜力。刘懋功反驳：“飞机掉下来可不是子弹擦破点皮。”刘亚楼笑笑：“掉下来之前，还得有人把它飞上去。”几十分钟后，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清晨，刘亚楼又把人叫来，说得更直：“全国要建空军，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全得从零学，你怕啥？”刘懋功还是摇头，看得出司令的耐心已在边缘。 回到招待所，妻子递茶：“留空军也是好前途。”他急了：“我机械图纸都看不懂，丢了人怎么办？”话音刚落，老首长许光达来电：“服从组织，你要是真不适应，装甲兵给你留位置，但先去空军看看。” 第三次谈话前，刘亚楼已备好所有考评材料。他指着桌上的鉴定表：“优秀两个字不是凑数，调你是上级决策，你却只说干不了。”刘懋功憋红脸，仍旧那句“高抬贵手”。 当晚，在另一场高级干部小型聚会上，罗瑞卿揽过刘懋功的肩膀开门见山：“老弟，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干吧！”萧华打圆场：“空军天地更宽，别光惦记陆军那点套路。”众人七嘴八舌，气氛并不轻松，最终刘懋功点头：“试试看。” 随即，他被送进航空学校干部班。机械原理、气象学、无线电导航，全是陌生符号。课堂上，他偶尔跟同学低声嘀咕：“像听天书。”嘴上抱怨，行动却没落下。晚上熄灯后，别人睡觉，他在走廊背公式，不懂就跑到机务连请教。四个月后，考试成绩竟冲到了前列。 正当他琢磨“真要飞一次给刘司令看看”时，总部下达新规定：三十五岁以上、师级以上干部，全部停止飞行训练。机舱梦碎，他被任命为第四航校政委。再往后，十航校校长、军区空军军长、昆明指挥所主任，一步一步，1968年升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1975年调兰州，直至1983年离休。 细算下来，他在空军系统干了整整三十三年，比在陆军待的时间还长。最初的那句“干不了”似乎早被忘却，可熟识他的老战友提起此事依旧忍不住感慨：如果当年真让他留在陆军，空军至少少了一位内行的政工主官。 从刘懋功的变化，不难看出一个现实——在新中国军队框架重塑的头几年，个人意愿、专业门槛与建制需求常常碰撞。陆军将领对枪炮熟，却对雷达、仪表、英文字母一窍不通，心理落差巨大；而空军、海军、炮兵等新军兵种若没经验丰富的干部压阵，很难在风雨飘摇中站稳脚跟。调令背后的考量，既是对专业的迫切需求，也是一种资源再分配。 值得一提的是，刘亚楼火爆归火爆，却懂得循循善诱。在那三次谈话里他没动怒，反倒先为对方描绘出可期的前景，再用“组织命令”堵死退路，软硬兼施。对军人出身的刘懋功而言，面对“命令”二字，再棘手的理由都显得苍白。 类似例子还有不少。有的人拒绝去海军，有的人对工程兵嗤之以鼻，可最终大多还是放下固执，走向新岗位。事实证明，选择新军种并非“贬值”，而是一次再造。 刘懋功后来说，自己这一生真正学会的第一课不是战术，而是服从。服从并非盲从，而是先服从再学习、再创新。对个人如此，对新中国的军队建设更是如此。那段时期，每一次岗位轮转都在为后来更成熟的军兵种体系铺路。 至此，再回到当年那句“高抬贵手”，已成小小插曲，却让人记住了两个名字：敢打敢拽的刘亚楼，和曾经最固执的刘懋功。军令如山，这条铁律从硝烟中走出，最终也把一位陆军师长推上了高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