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萧克不顾反对处决一司令员，不料宋时轮、邓华相继弃他而去。说起萧克，就不得不说被他处决的高志远。这两人之间的争议，不论过去多久，总会被人翻出来说事，有人说萧克应该杀了高志远，也有人说不应该。这具体是个什么事呢？ 1939年春天，平西的风还是冷的，山头上干草贴着地皮，像被战事吓趴了。 萧克刚刚到任，冀热察挺进军的新司令，没来得及坐稳屁股，事情就出在眼前。 这个“冀热察挺进军”名字起得唬人，其实像一口老锅，三路人马丢进来，各自冒着泡。 宋时轮支队、邓华支队，加上冀东抗联——那一支，就是高志远带出来的队伍。骨架硬，血性也重，不管你说他们是地主武装也好、散兵拼凑也罢，他们打过仗、流过血，冀东那块地方，全靠他们在扛。 高志远这个人，出身确实不红。他不是从苏区里熬出来的红小鬼，而是靠着家底、几把旧枪、几条熟人关系，把冀东那片滩涂草洼里东拼西凑地拉起一支队伍。 早年做过民团，地主出身，后来不知哪根筋动了，竟把全家钱粮砸进去，成天跟日本人硬干。 他那帮子兵，大都是庄稼汉、苦孩子，吃惯了咸菜窝窝头的，心气全在“打回冀东”这四个字上。 冀东暴动失败后，这支队伍西撤到了平西，喘口气。 人带到了了，但心没到。战士们一个个抬头看着山外，盼着哪天能杀回家乡。 高志远也不装，他直接找上萧克，说：“想带队回去，弟兄们闹心。” 换了别人，可能得掂量掂量。但萧克不是别人。 他是正规军出来的，苏区那一拨老将。到平西来，是带着任务的——整编、统一、守住根据地。而高志远这边，一开口就说要“单干”，在他眼里，简直像是要撕军装的边。 两人第一次碰面就顶了火。 气氛很快变了味。之后不久，萧克手下就开始调查高志远，说他“心怀不满”，说他“和吴佩孚有来往”，说他“和日本人秘密谈判”，罪名像黄土风刮过来，一层一层盖上去。 没人知道第一句是谁说的，但传到司令部，已经成了结案报告。 然后，就是那一场审判。 地点在涞水县的一个山村，四面是光秃秃的山坡，草都没几根。 兵们围着圈站着，几个汽灯挂在树上，油光忽明忽暗。公诉人一条条念，高志远站在人群正中，一动不动。有人说他低着头，也有人说他冷笑着望着萧克，没人能确定那一刻他心里是懊恼、愤怒，还是彻底认命。 证人上来，名字一个个念出来。 有老乡，有兵，有地下党员。内容大同小异：听说、怀疑、传闻。没有实物证据，也没有书面往来，只靠几句话一推一拉。 判决下来的时候，风停了，山上安静得像死人坑。有人说高志远最后说了一句：“我不是汉奸。”但也有人说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嘴角动了一下。 那一晚，枪响在山沟里炸开了，野狗一声吠，一切归于沉寂。 几天后，宋时轮走了，邓华也走了。 他们没闹，也没吵，只是说调走。可那种“调”，谁听不出味道？三个人合组的挺进军，一个死了，两个走了，萧克只剩下自己和一锅难以下咽的残局。 而挺进军从那之后，也再没打出什么名堂。 1940年征兵引发民变，1941年根据地缩小，到了1942年干脆撤了番号。那片山岭被一次次剿抄扫荡，萧克守得喘不过气。那之后，他去了晋察冀，给聂荣臻当副手，又转到别处，后来搞军校，再后来写《浴血罗霄》。 这本书写得好，真好，拿了茅盾文学奖的荣誉奖。 可不管奖再响亮，每次提起“平西处决高志远”，总有人声音低下来，说：“那件事，啧……” 高志远是冀东人，底子不好，经历复杂，可你说他是汉奸，很多人到死都不信。 吴佩孚那事也说不通，日本人是劝过他当傀儡，他当众骂过日本人，后来莫名其妙死在日本医生手术台上，整个北平都传那是被杀。 一个拒绝做汉奸的人，会和高志远一起密谋“投敌”？逻辑上，哪一环都掰不动。 更别说高志远的兵，那些冀东来的娃儿，有的到死还留着他写过的手谕。白纸黑字，两个字：“回乡。”这不是谋反，是还愿。他们信那个肩膀宽厚、话不多的老司令，信得死心塌地。 1949年之后，这事没人敢多说。到了授衔那年，萧克是有资格冲元帅的，他的资历、身份都够，但最后只挂了个上将。那天他穿着新军装站在人民大会堂，有人瞥了他一眼，小声嘀咕：“是不是因为高志远那事？” 没有答案。 历史有时候不写注释，它只是把人推上台，然后默不作声地看他们自己收场。萧克在回忆录里提过那场审判，但没有一丝迟疑。他写得干净、果断，像一刀斩断旧枝。 可在冀东、在平西、在那些老兵的茶桌上，那一枪的回音从没停过。 山上那棵老槐树还在，汽灯挂过的树枝也没断，只是年年春天都不开花了。风吹过来的时候，有人会听见高志远的声音，有人会听见萧克的叹气。 他们谁也没再说过话，可这场旧账，始终没人真能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