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看上价值100万的梅瓶,叫来妻子参加拍卖,仅花2.8万买下 “2005年5月的一个周日早上,北京潘家园外,人不算多,你要不要进来转转?”电话那端的朋友问。时间很具体,语气很随意,却把马未都拉进了一桩后来被行内反复谈起的小故事。 那时的古玩行情正迎来第二波热潮,内地资本开始关注艺术品投资,可圈内外的信息差依旧巨大。潘家园周边的临时拍卖会看似热闹,实际上多是低端流通货,真正的好东西若隐若现。懂门道的人心里明白,在这种场合看货,比拼的不只是眼力,还要拼稳得住的心。 马未都原本并不打算现身。他自认“话多、人熟”,一露面就像灯下的飞蛾——想低调都难。但那天他恰好闲着,顺脚进去,却在角落碰见一只青花梅瓶。远远望去,釉水沉稳,钴料发色沉静,瓶肩略显柔圆,与常见的民窑器差距明显。旁边的标签却写着“清末民窑”,估价两三万,像是拍卖公司拿来凑数的。 说到底,识货靠的是记忆库。二十多年前,他为了练眼力,几乎住进故宫。午饭啃一块大饼,口渴对着水龙头就喝,博物馆闭馆前一刻才离开。那一阶段,他把陶瓷馆里的展品当成活教材——光影角度、胎釉厚薄、纹饰线条,每天反复对照。一次,他看出某件元青花的位置被动过,现场管理员还不信,回头一核对果然如此。那会儿的体力苦、眼力累,外人看不到,却成了后来一眼识梅瓶的底气。 有意思的是,马未都并未立刻凑上去端详。他怕打草惊蛇,随意扫过几眼就离开展厅,掏手机给妻子拨号,让她带现金过来:“我不方便露面,你进场举牌,价格应该不会高,别担心。”短短一句,语气轻松,却暗含十成把握。 半小时后,妻子进场。拍卖师按惯例把“边角货”排在最前面,青花梅瓶第三件上台。第一轮出价仅一万九,第二轮两万三,竞价牌寥寥无几。妻子举牌不紧不慢,落槌价二万五,加佣金合计二万八。对于在场的大多数人,这件瓷器就是“凑数品”,没人想到永乐二字。 拍卖结束,两人驱车回家。马未都端起梅瓶,先对胎釉,再量口沿,再把小电筒放进瓶腹照射。色泽透莹,釉面开片微密,底足修胎干净。更关键的是瓶身江崖海水纹的层次与永乐宫碗如出一辙——那是故宫展柜里镇馆的对照样本。马未都心里已经八九不离十,但行规如此,重大判断还需二次落锤。 第二天一早,他拎着梅瓶进故宫找老友——陶瓷部退休专家高先生。老人端详良久,只说一句:“胎土细腻,釉面凝润,蓝中泛紫,这光泽跑不掉,永乐没错。”接着补充:“永乐青花存世量太低,你手里这件若走大型拍场,一百起步,往上翻几倍也正常。”这里的“一百”,说的是百万元。 马未都没急着出手。梅瓶被他暂存观复博物馆库房,登记编号,拍照备案。此后数年,每逢馆里做青花专题展,这只梅瓶总被摆在侧柜,从不过度宣传。来访者里偶有人多看几眼,更多人匆匆略过——永乐青花的稀缺性与识别难度由此可见。 外界常将这桩事归结为“运气好”。但回到时间线,你会发现:1980年代苦学,1990年代积累,2005年那一次举牌只是水到渠成。缺少前面的二十年,梅瓶照旧在角落里蒙尘。说到底,古玩捡漏不是彩票,而是一场对知识、耐心、胆识的综合测验;运气只是附加项。 更值得关注的是,永乐青花的价值并非仅体现在拍卖价格。永乐一朝国力鼎盛,官窑制度初定,釉色、造型、纹样几乎奠定了明代青花的最高标准。梅瓶这种器型本属酒器,一般配合盖钮使用,传世品少见。眼下多一件,就多一分研究样本。专家们通过它能对胎质原料、钴料来源、窑炉温度有更多实证,这种学术价值往往高于金钱。 遗憾的是,类似拍卖现场里被忽视的珍品屡见不鲜。信息壁垒始终存在,行里人自嘲“玻璃柜外一层雾”。普通买家要打破这层雾,需要的不是盲目冲动,而是系统学习与大量真品对照。有些时候,看书不如看实物,听讲座不如刷展柜,靠脚底板走出来的记忆才最牢。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马未都没去故宫泡过那几千小时,他见到梅瓶时大概率只会点头称好,然后转身离场——这大概是圈内外差距最大的地方。机器可以扫描成分,算法可以比对纹样,可眼睛背后的经验、心里那根弦的松紧依然缺一不可。 故事讲到这儿,并没有戏剧性的终章。梅瓶依旧静静摆在库房,上百万元的估价也只是数字。真正被反复提及的,反而是它让后辈收藏者认识到:市场上的“漏”从不缺,缺的是能捡的人。眼力与耐力,始终是古玩世界最硬的通行证。
怪不得老祖宗说民以食为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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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翁
模糊图一张就来洗地,对重振古玩市道有用吗
杜宏斌
编好讲好故事让后来接盘者深信不疑,高!只不过我只收藏大自然的艺术品:崖柏和奇石。字画陶瓷不懂水太深假太真,所以: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