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杜聿明的几个子女，回大陆奔丧，但被蒋经国拒绝了，曹秀清得知消息后痛哭道：我真想不通。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1年5月，北京的春天刚刚过去，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77岁的杜聿明走完了他起起伏伏的一生，战争年代的荣光、战败后的沉寂、改造中的挣扎、特赦后的复归，这些词汇堆叠成了他复杂的命运，而在他闭上眼的那一刻，最牵挂的，并不是功名或历史评价，而是远在海峡彼岸的几个孩子。 几乎在同一时间，82岁的曹秀清也陷入了人生中最难熬的阶段，丈夫的离世像一座山压在她心头，可她没有时间软弱，她很清楚，眼下最重要的，是让分隔多年的孩子们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 她亲手写下电报，交给朋友设法送往台湾，她没有期待能改变什么大局，只是希望在最基本的亲情面前，政治立场能退后一步，电报里没有高调的语言，更没有任何立场的表达，只是一个年迈妻子对孩子归来的期盼。 与此同时，杜聿明那些曾经在黄埔共过事的老同学也纷纷出面，希望台湾方面能网开一面，但时间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回音，14天里，杜聿明的遗体一直停放在殡仪馆，追悼会一再延后，只为了等一个消息。 曹秀清得到这个结果时，没有说话，她坐了很久，眼里没有泪，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她不是没经历过苦难，也不是不懂局势，但这一刻，心里还是翻江倒海。 杜聿明当年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无论在昆仑关还是在滇缅战场，都曾是日军的噩梦，可惜解放战争中，他的部队在淮海战役中被重创，他本人也被俘，十年改造，十年反思，在功德林那段时间，他与过去彻底划清界线，1959年被特赦后，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在北京，担任政协委员，参与文史资料的整理与撰写，晚年多少过得宁静。 而曹秀清的经历更是令人唏嘘，年轻时她曾加入共产党，因“四一二”被清出党籍，婚后她没有做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主妇，反而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女子师范，杜聿明被俘后，她与几个孩子被带到台湾，生活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样优渥，反而因身份特殊处处掣肘，儿子杜致仁在美国上学时因学费问题走投无路，自杀身亡，那场打击几乎让她崩溃。 1963年，她终于设法回到大陆，与丈夫重聚，这段重逢来的太晚，但依旧让她感到安慰，只是那时起，她就一直想有朝一日能一家团圆。 现实却一次次地打碎她的希望，1981年那份冷冰冰的电报，让她明白，亲情在政治面前，似乎真的微不足道。 追悼会最终还是在5月21日举行，距离杜聿明去世整整十四天，这场告别仪式规格不低，国家领导人悉数出席，杜聿明生前的战友、同事、学生都来了，他的大女儿从美国赶回，女婿杨振宁也在其中，只是，台湾的四个孩子，依旧缺席。 曹秀清站在会场里，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她知道，这个场面再隆重，也无法弥补内心的缺口，她想象着如果孩子们能站在这里，或许丈夫能含笑九泉，但现实不是想象，孩子们只能在遥远的彼岸，默默遥望北方。 这场拒绝并不只是针对某个家庭，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当时的台湾仍然坚持“三不政策”，严控与大陆的接触，蒋经国的政治立场一贯强硬，在他眼中，杜聿明已经不再是“自己人”，即便杜曾是黄埔一期、抗日名将，也抵不过“投共”两个字的标签。 曹秀清并不完全不懂这些道理，她只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她不在乎谁是敌谁是友，不在乎立场怎么划分，只关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回来送父亲一程。 1982年，她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请求：不回台湾，不去大陆，只在香港见一次孩子们，这个折中的办法终于得到了许可，那一年，她在香港与分别二十多年的儿女见面，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思念都化作眼泪，不需要语言也能明白彼此的心。 两年后，她再次赴港时病倒，再也没能回来，82岁的生命，在旅途中画上了句号，她与杜聿明合葬在北京八宝山，多年后，子女们终于将他们的骨灰迁回故乡陕西米脂，完成了“落叶归根”的心愿。 这一对夫妻，从战争走到和平，从分离走到重逢，从误解走到理解，人生的轨迹弯弯绕绕，却始终走在一起，虽然政治风云把他们一家拆散多年，但他们用一生的坚持，让亲情没有彻底断裂。 那些年，两岸之间横亘的不只是海峡，还有误解、对抗与猜忌，而杜聿明一家，正好站在这条裂缝的正中，他们的故事不是轰轰烈烈的史诗，却真实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温度与冷酷。 曹秀清没有等到孩子奔丧，但她还是见到了他们，杜聿明没有等来团圆的画面，但他的骨灰最终回到了家乡，这些结果，来得太晚，却也总算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