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55年的秋天，钱学森带着行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中国科学院给他定了月薪350元，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科研人员待遇，几个月后，他又当选为学部委员，额外增加了100元津贴。 就这样，每个月固定的收入达到了450元，在普通工人一个月只拿几十元的年代，这无疑是顶级的薪水。 很多人会觉得这笔钱丰厚而值得骄傲，可钱学森心里却始终觉得不安，他甚至亲手写信，郑重其事地向研究院提出申请，希望能降一些工资。 当时的情况放在今天很难想象，在美国，他年薪四五万美元，是学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生活富足得没有后顾之忧，可他放弃了这一切，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也正因为亲眼看到国内物质的匮乏，他总觉得自己拿得太多，对于别人而言，450元足够撑起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而在钱学森眼里，那些钱更应该用在建设国家的地方。 他从不把钱当成属于自己的私产，而是当成一种可以推动科研和教育的资源，1957年，他的代表作《工程控制论》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整整一万元。 这在当时几乎相当于天文数字，可他没有犹豫，直接用这笔钱购买了国家公债，几年后本息合计1.15万元，他依然没有拿回家，而是把钱捐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指定用于添置教学设备。 后来别人提起这件事，总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笔钱足以让一个家庭多年无忧，但在他心里，科研仪器比家里的安逸更重要。 稿费对他来说也从来不是“收入”，他经常与年轻同事合作写论文，每次都把属于自己的那份主动让出来，理由很简单：自己工资高，别人更需要补贴家用。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90年以前，他这样让出的稿费就超过了一万四千元，而他本人从未因此留下过一分。 到了九十年代，他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的大奖，奖金高达一百万港元，支票送到他手里时，他几乎没有停留，立刻写委托书，把这笔巨款捐给促进西部沙漠产业发展的基金会。 多年后人们看到西北戈壁滩上的防护林，才真正理解他当时的决定，钱在他看来，只是流动的工具，应该去到最需要的地方。 他的生活却始终保持着简朴甚至近乎苛刻的状态，北京的一处四合院就是他全家的住所，里面的家具大多是旧物，最值钱的东西是几十个塞满书籍的铁皮柜子。 他的衣服几乎只有中山装，日常饮食常常是稀饭配咸菜，出行靠一辆旧自行车，连公交车票都舍不得多花。 工资单背面经常密密麻麻写着支出记录：某月买专业书籍二十多元，某月资助贫困学生五十元，年底缴党费二百元。 甚至在1963年，他还在工资条旁边批注“数额过高，申请降至三百元”，这种举动在当时几乎无人能理解，但他是真心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然足够。 这种选择的背后，是深植于心的责任感，他年轻时在上海亲眼看过洋人欺凌黄包车夫，留学时听到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消息，在美国被软禁的五年里，他反复思考过自己真正的归属。 他很清楚祖国需要什么，也明白科学家肩上的担子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此，他才会把个人待遇与国家发展不断对比。 西北戈壁滩上的士兵忍受风雪，在零下二十度的环境中吃着窝头，他觉得自己只是在实验室里流些汗水，已经算是轻松。 对于钱学森来说，钱永远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资源配置，他宁愿把奖金变成实验室里的一台仪器，把稿费化作学生课桌上的一本笔记本，把巨奖投到西部的一片绿洲。 真正让他安心的不是存折上的数字，而是看到科研条件改善，看到导弹一次次成功试射，看到东方红一号在轨道上播放《东方红》的旋律。 他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到底由什么决定，有人认为是财富的多寡，有人认为是名声的大小，而在他心里，衡量的唯一标准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 即便晚年多次获得巨额奖金，他依旧如数捐出，把钱花在更需要的地方，这种近乎执拗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不合时宜”，可正因为如此，更显得珍贵。 2009年他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追悼时无数人自发赶去送行，很多人记起他那句朴实的话：“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这句话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不同的人对财富的态度，对于钱学森来说，他真正留下的，不是存折上的数字，而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是民族自信心的崛起，是一份无价的精神财富。 他用一生证明了，当名字已经写进国家历史时，工资的多少早已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给这个国家和人民留下了什么。 信源：上观新闻——钱学森26年前的工资单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