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委托张樾丞篆刻开国大印，不料制作完成后，张樾丞却保留了绝活，给大印做了一个“留边”，而他这么做的目的更是让人连连称赞.......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秋天，新中国的建立进入最后阶段，国家的一切制度都在重新搭建，一枚象征最高权力的国印也被提上了日程。 这枚大印未来会出现在法律、任命和政务文件上，它的存在不只是实用，更关乎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央领导人特别谨慎，周恩来总理更是亲自过问，要求这件国家重器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在这个关键时刻，篆刻大家张樾丞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张樾丞出生在河北农村，家境清贫，少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十四岁便只身到北京学艺。 他在琉璃厂一家刻字铺当学徒，白天为店铺干活，晚上抱着古印拓本反复揣摩，靠着这种苦练，他逐渐在北京刻印圈里崭露头角。 等到清末民初，他已经能独当一面，连梁启超、鲁迅这样的文化名人都请他刻印，他一生低调寡言，因刀法沉稳，被人称作“铁笔无声”，正是因为技艺高超又人品可靠，中央才把国印的重任交给了他。 接到任务后，张樾丞心里十分清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铜印，而是新国家的根本象征，他先从字体着手，画出秦篆、汉篆、隶书和宋体四种方案，逐字推敲，仔细考虑字形在印面上的效果。 最终中央领导人拍板定下宋体，过去的历代国玺多用篆书，庄重却难认，而宋体横平竖直，易于辨识，更能体现新中国面向人民的姿态，这一选择，象征着新政权与旧传统的分野，也显示出对百姓沟通的重视。 在材质上，他没有遵循古制选择玉石，而是坚持使用黄铜，铜质坚实耐用，不易磨损，寓意江山稳固。 他的考虑和新中国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正好契合，有人觉得黄铜不够华美，他却认为印章的意义不在外表的奢华，而在实用与象征。 制作开始后，张樾丞带着两个儿子闭门数十日，几乎足不出户，他们从熔铜、浇铸、打磨到雕刻，一环扣一环，极为谨慎。 张樾丞亲手画出印文轮廓，再一刀一刀刻下去，每个笔画都反复修正，直到再挑不出瑕疵。 空气里弥漫着铜屑的味道，三人轮流操作，丝毫不敢懈怠，所有底稿在完工后都被他亲手烧毁，留下的只有那枚沉甸甸的国印安静地躺在锦匣中。 就在印章即将完成时，他却悄悄留下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设计，他在印面边缘留下一道不足一毫米的凸起，行内称作“留边”，这道边看似无关紧要，却起到决定性作用。 只要边框存在，印面便无法完全盖印，别人即便拿到手也无法拓印出完整印迹，只有等到正式启用时，当众磨去这道凸起，印文全貌才会显现。 更隐秘的是，他运用刀法深浅变化，让边缘在光线下产生独特折痕，这种效果既无法通过拓片展示，也不可能被伪造。 这道留边的设计，实际上是他多年经验的结晶，张樾丞早年在动荡年代刻过许多官印，知道一旦被仿制后果不堪设想，他深知国印的特殊意义，于是用自己的技艺为国家留下了一道防线。 这既是防伪措施，也是一种长远考虑，倘若未来制度有所调整，留边还能为印章的修改保留余地，这样的一刀一划，不只是手艺人的谨慎，更是老匠人着眼大局的远见。 印章完工后，中央办公厅来人取印，他当众把边角磨平，才让大印真正启用，第一份盖上它的文件，是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法》。 墨迹厚重，印迹端庄，象征着新政权的正式落地，从那一刻起，开国大印成为国家最高政令的最终确认。 张樾丞把印章交出后，拒绝了酬劳，他说这是职责所在，不是谋利之事，他没有留下任何拓片或复制品，也从不在外谈起此事，他把全部荣耀都收起，把这段经历视为与国家之间的秘密承诺。 从1949年到1954年，开国大印见证了新中国最初的重要时刻，任命书、政令、公文，乃至第一部法律，都由它来确认，直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它才功成身退，被妥善保存为一级文物。 今天它依然安放在国家展馆中，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比起印章本身，更打动人心的，是张樾丞在方寸之间展现的责任与智慧。 他用留边守护了国家的尊严，也为后人留下了工匠精神的注脚，这份沉甸甸的匠心，让人至今想起仍会心生敬意。 信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部《国印诞生记——张樾丞与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