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早年随母迁居天津。她9岁入读小学，1913年夏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求学期间，她积极参与学生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她与同学组织觉悟社，推动妇女解放。1920年，她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8月，她在广州与周恩来结婚，两人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她负责组织妇女参加罢工和游行，并在地下党中传递情报。1932年，她到上海中央局妇女部工作，面对白色恐怖，她化装潜行，联络女工开展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推动妇女权益立法，并在政协任职。她一生无子女，却关爱众多革命后代，提供教育和生活援助。 李鹏1928年10月20日生于上海，原名李远芃。他的父亲李硕勋是早期共产党人，担任过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在海南被捕牺牲。那时李鹏仅3岁，由母亲赵君陶抚养。赵君陶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将李鹏寄养在外婆家。李鹏从小接受革命教育，1938年随母到成都，入读小学。1939年下半年，他转到重庆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学习。1941年3月，他抵达延安，进入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1945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他留学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专攻水力发电。1954年回国后，他进入电力工业部，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参与多个水电站建设。 周恩来作为国家领导人，对烈士子女格外关注。他亲自安排李鹏的教育，并提供生活支持。李鹏视周恩来和邓颖超为长辈，受他们影响坚定革命信念。两人对李鹏如此，对其他后代也一样，体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奉献。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没有亲生子女，但他们将关爱延伸到许多革命后代身上。李鹏的成长，正是这种关爱的典型例子。他的父亲牺牲早，母亲忙于工作，长辈们的帮助让他在革命环境中稳步前进。 1939年，李鹏在成都读小学。一天夜里，他梦见日本飞机投弹，惊醒中从床上跌落，头部撞击硬地，鲜血流出。家人用纱布缠绕伤口，他头上裹着绷带。听到家中来客，他从学校跑回。客厅里人影晃动，有的坐椅上交谈，有的站立倾听。一位中年妇女正发言，她穿着简朴布衫，声音清晰有力。李鹏认出邓颖超，停在门口。她转头看见，立即走近，张开手臂抱住他，手掌轻抚后背，问起头上伤势。李鹏低头讲述梦中情形。她摇头叹息日本人残暴，拉他坐下，仔细查看伤口，用手指轻轻触碰边缘。 邓颖超此次来成都开会，顺便与李鹏三姨赵世兰商议，带他去重庆疗伤。因抗日忙碌，赵君陶无法陪伴。几天后，李鹏收拾衣物，跟邓颖超乘车出发。车子在土路颠簸，她让他靠肩，用手帕拭汗，一路讲述抗日事迹。抵达重庆，周公馆院落简陋，竹林环绕，泥土气息弥漫。她安排他住小屋，床上铺整洁被单。每日早起，她检查伤口，亲自请医生。医生用棉签清理时，她握住李鹏手。还端来热粥和菜肴，督促进食。几天后，赵君陶前来，走进屋见儿子，她上前拥抱，久久不离。邓颖超在一旁点头说需休息。 不久，李鹏见到周恩来。他走进院子，步伐稳健，第一眼见李鹏弯腰，便上前拍肩，嘱咐挺胸保持健康。李鹏立即站直。周恩来问学习，鼓励为国努力。在周公馆，李鹏感受到关爱，这强化他的信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其他子女也如此，提供指导。李鹏在回忆中强调，这种关系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之间的情谊，不是正式养子身份。但这份关爱，让他终身受益，并在工作中传承下去。 1992年7月，邓颖超肺炎住院。7月10日晚，北京医院病房灯影昏暗，仪器低鸣。她躺床上，呼吸微弱。李鹏与朱琳进门，轻步走近。李鹏俯视床边。秘书赵炜贴耳报告。她身体微动，张嘴，用力发出沙哑声音：“李鹏”。病房静默，李鹏握手。这是她最后话语。这两个字，承载了多年关切。李鹏不是她亲生，却如子女般被牵挂。邓颖超一生关爱后代，这最后呼唤，体现了她对李鹏成长的肯定。 邓颖超1992年7月11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逝世后，按照她与周恩来生前约定，不保留骨灰。家属召集讨论，她秘书执行遗愿。骨灰装入盒中，由飞机运至渤海湾上空。飞机盘旋，海面波涛起伏，机组人员打开舱门，将骨灰缓缓撒下，与海水融合。这与周恩来骨灰撒入同一海域，象征他们对大地的归还。她的遗嘱强调党员身份，并捐献角膜用于医疗。全国举行追悼活动，各界人士悼念她对妇女事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