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问王稼祥：我始终想不明白，我军只有3万人马，凭什么能打赢几十万强敌？王稼祥

张闻天问王稼祥：我始终想不明白，我军只有3万人马，凭什么能打赢几十万强敌？王稼祥得意一笑：“就凭毛主席的一副对联！这可是我军战胜强敌的一大法宝！”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第一次让王稼祥真正意识到这十六字诀威力的，是在江西深山里。   那年是1931年，他刚从苏联回来。   脑子里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城市暴动理论，觉得革命就该搞大城市。   砸车站、炸银行、搞罢工，打得越热闹越好。   可到了苏区，他就傻眼了。   毛泽东天天带着红军在山沟沟里转圈，打的全是游击战。   他心里犯嘀咕：这也能叫革命？   可第二次反“围剿”打响后，他的疑问全没了。   蒋介石调来二十万大军，打算一口吃掉红军。   可毛泽东硬是带着几万人在山林里绕来绕去，敌人摸不着头脑。   哪怕敌人进了村，红军早就退了，敌人驻扎休整，夜里就被红军搅得鸡犬不宁。   等到敌人走几天，人困马乏，红军突然杀出来，再到敌人扛不住想撤了，红军又追着打。   这一仗下来，红军没几人伤亡，敌人却丢了两万多兵。   王稼祥看傻了。他开始琢磨，那副对联，原来不是写着玩的。   可他真正“明白透了”，还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   那天他高烧烧得迷迷糊糊，部队在陡峭的山路上穿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突然前方亮起一片光，是老百姓举着火把来接他们。   有人悄声说：“毛主席在村口，叫我们来接你们。”   王稼祥一下子清醒了。   他那一刻才懂：这十六字诀靠的不只是战术，更靠的是人心。   没有百姓的火把，就没有红军的夜路，没有群众的耳目，就没法扰敌、追敌。   王稼祥那晚在担架上，忍着头疼，把那十六个字在心里一遍遍念，越念越觉得有劲。   也正因为这样，当宁都会议上有人提议“换帅”时，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大敌当前，不可易将！”   他知道，毛泽东不是会打仗那么简单，他是真懂怎么打中国的仗。   但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就被认可的。   湘江战役后，红军从八万人锐减到三万，队伍伤得不轻。   王稼祥当时悔得肠子都青了。   他心里清楚，这一仗要是早让毛泽东指挥，绝不会打成这样。   后来长征路上，他和毛泽东在雪地上并排走了很久，毛泽东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打仗，靠的是灵活，靠的是人，不是死板地套教条。”   这话他一直记在心里。   遵义会议时，他拖着伤腿发言，力挺毛泽东重新掌权。   那是关键一役，否则红军可能就走不到陕北。   有人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天才，其实不完全对。   他最大的本事，是知道怎么“活”着打仗。   像1932年的漳州战役，毛泽东故意佯攻龙岩。   敌人调兵过去，结果主力一转头打向漳州，打了个措手不及，张贞的“福建王”梦直接碎了。   敌疲我打，打得漂亮。   再早一点，1928年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军只有一门迫击炮、几十杆步枪，对面却是湘军四个团。   可毛泽东让部队退一步，引敌入林，再夜袭扰敌，结果湘军一夜之间撤了。   那时候的王稼祥还没来，但后来听老战士讲，他连连点头：这打法，真不是书上能学来的。   连蒋介石都在日记里写：“共军战术之灵活，实乃平生未见。”   这话不假，但他不懂，这灵活不是虚招，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   这十六字诀，说白了就是“人民战争”四个字。   没有群众，就没有情报、没有补给、没有掩护。   红军能在敌人眼皮底下生存、反击、胜利，全靠百姓支持。   而蒋介石天天想着怎么从老百姓兜里多搜点钱，最后自然是人心尽失。   1937年，王稼祥再次从苏联回来，带回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他在延安的会议上大声说：   “共产党要想赢，中国的革命战争，就得由毛泽东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领导！”   张闻天听完王稼祥那番话，陷入沉思。   他终于明白了，那三万人为什么能活下来、打出来、赢下来。   不是靠命好，不是靠人多，是靠一副对联背后，那一整套信仰、战术和群众路线。   这副对联，王稼祥一辈子没忘。他晚年说得最透的一句话是：   “老蒋输就输在不懂，这天下，从来不是靠人多就能拿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