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晚清重臣张之洞病重垂危时，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不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1909年的秋天，北京城的天色暗得早，风里透着冷意。张之洞卧在病榻上，胸口一起一伏，呼吸声微弱得像风中残烛。他招呼子侄进屋，眼睛半闭着，声音却很清醒。他说，人总有一死，不必悲痛。他说自己做官几十年，房子一间没多，地一亩没加，可以无愧于祖宗。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提醒他们，要记得国恩，要守住家风，要明白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千万别为了财产互相撕扯，更不能堕落。屋里静得出奇，只有他断断续续的叮嘱，像是在给后人留下一块石碑。 这几句话后来在许多地方流传，人们说这是张之洞的遗嘱。其实这份遗嘱与其说是临终感悟，不如说是他一生行事的总结。他的父亲当年在贵州做知府时，常对孩子们说：“贫，吾家风。”张之洞记了一辈子。少年登科，本可藉机敛财，却偏偏在四川学政任上辞掉惯例的“参费”银子，连路费都凑不齐，只能卖书回京。朋友替他不值，他却一副平淡神情，好像这才是应有的姿态。 他后来做到封疆大吏，仍旧那副样子。广州士绅备了祝寿文，放炮鸣锣到总督府门口，想热热闹闹给他过五十寿辰，结果连门都进不去。他不愿受那份虚礼。过年时府里拮据，他派人拿衣箱去当铺。武昌的大当铺都认得那几口箱子，不必开看，照箱子数付钱。等春天财政宽裕了，他就派人赎回。清廷里这样过日子的督抚，几乎绝无仅有。 可要说他一辈子只会清廉，那也不对。他年轻时是出了名的“清流健将”，满朝文武里最会打嘴仗的之一。崇厚同沙俄谈判割地，他写折子一封接一封，骂得字字见血，还要求处斩此人。对李鸿章也不留情面，说他优柔寡断，窝囊丢人。那时候的张之洞，意气风发，像个满怀热血的青年，总想用言辞去抵挡列强的枪炮。 等到四十多岁被外放为巡抚，才慢慢体会到什么叫“空言无补”。他在中法战争里极力主战，推举冯子材出山，结果打了胜仗，却还是被李鸿章强行勒令停战。他在气头上，却也明白：没有自己的工业，没有足够的军械，自己终究没底气。那一刻，他咬牙立志，要把洋务做得比李鸿章更大。 他到了湖北，几乎是拼命一样地兴办实业。汉阳铁厂、枪炮厂、纺织厂，一个个拔地而起。铁厂炉火通红，钢铁从传送带上倾泻出来，像是新的血液灌进这座老城。枪炮厂的工人日夜赶工，把“汉阳造”送进军营。那种步枪后来在抗战的战场上还响过。纺织局的布匹堆满仓库，武汉逐渐热闹起来，船只来来往往，工厂的汽笛声盖过钟鼓。有人笑他“屠财”，说他好大喜功，钱花得没边。他不辩解，也不改，只顾继续往前。 其实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像是一出没完没了的戏。年轻时骂李卖国，年长后又在洋务场子里较劲。江南制造局是李的心头肉，张之洞偏偏说它费工多而产枪少，不顶用。庚子赔款的时候，两人更是唇枪舌剑，一个坚持议和，一个坚持抗争。到头来，两人谁也没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但他们的交锋，倒成了晚清政坛最耐人寻味的风景。 张之洞的脾气，死磕到底。别人说不值得，他偏要去做。铁路修不完，他就守在任上不走。财政短缺，他就想法子筹款，甚至发行彩票。别人说这是丢官面子的活计，他笑笑，继续干。这样的倔强，让他在官场显得格格不入，可也正是这种倔强，撑起了武汉的繁荣。 与袁世凯的关系，更像一场前辈与晚辈的拉扯。初见时推杯换盏，还能谈笑，后来渐渐多了隔阂。袁不服气这位老先生的傲慢，张也看不上这个行伍出身的后辈。可到了大事上，他们又能并肩。废科举那一票，是他们合力投下的。那一年，科举制度延续千年，却在张之洞的赞同声中走到了尽头。 慈禧去世，载沣摄政，风声骤紧。载沣要杀袁世凯，张之洞苦口婆心相劝，说袁兵权在握，不能贸然动手，不然国本动摇。正是这一番劝说，救了袁世凯的命。可当载沣重用亲贵，说出“有兵在”这种话时，张之洞彻底心凉。他病重之际，吐血而叹：“国运尽矣。”1909年十月，他走了，七十二岁。 两年后，武昌起义爆发。那一夜，新军差点溃散，是军械库的大门打开，成堆的步枪、炮弹把士气重新点燃。官钱局的钱、枪炮厂的武器、新军的队伍、书院里思想活跃的青年，几乎全是张之洞留下的。辛亥革命的枪声，在他的城市里打响。孙中山说他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辜鸿铭说民国是孙中山与张之洞的合作。对这位一生效忠清廷的老臣来说，这大概是最冷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