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了计划生育，但自己娶妻又纳妾，生了八个孩子，怎么回事？ “1960年1月，陈云推开北大红砖小楼的门，轻声说：‘老马，我来看看你。’”客厅里炉火噼啪作响，七十八岁的马寅初端坐在藤椅上，神情淡然。此时距《新人口论》被猛烈批判仅两个月，他已递交辞呈，北大校长的头衔随风而去。陈云此行带着周总理的问候，也带来一句安慰：“路不会堵死，真理不会沉没。”一句话，道出当时高层对马寅初人格与学术的尊重。
很多人好奇：这位被称为“计划生育先声”的经济学家，为何家中儿女成群？要弄清这桩“公说公有理”的旧事，得把时针拨回到半个多世纪前。 新中国成立后，婴儿潮汹涌。1949到1953年，全国人口从5.4亿飙升到5.8亿，净增四千万。死亡率下降是喜讯，却也对粮食、教育、住房提出连锁挑战。马寅初敏锐察觉隐患。1954年暑期，他回到浙江温州、绍兴等地走村串户。“才几年不见，娃娃们像春笋一样冒出来”，他在笔记里写下这句略带口语化的感叹。返京后，《浙江温州区视察报告》摆上国务院案头。那份报告数字精确——局地出生率年增3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提出政府应有节育责任，这在当时属于“逆风发声”。 1957年3月，北京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马寅初做了题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他先引用统计局最新数据，接着抛出一句近乎直白的警句：“口粮不是树上结的，房子也不是天上掉的。”与会者哄堂一笑，但随即陷入思考。那一年，他已75岁，却偏要在全国报纸上连发文章，把“晚婚、少生、优生”的概念传播出去。站在冷冰冰的数字背后，他还有人文关怀：妇女高频率生育对身体是长久的消耗，对教育下一代也极为不利。这番言论与当时“人多力量大”的乐观情绪正面相撞。
如果历史只写到这里，马寅初应当被视作卓见之士。然而，政治风向说变就变。1957年6月，《人民日报》出现匿名批评文章，指责“人口论”动摇群众斗志；数月后，更有人扣上“右派”帽子。幸好周恩来、陈云发声相护，他得以保存名誉，却难挡舆论暴雨。1960年，在北大教师大会上，他平静宣布辞职，没有多说一句。有人记得那天他只做了一个动作——缓缓鞠躬，算是谢幕。 舆论场翻涌之时，另一条“私德”流言也开始被放大：马寅初自称节育倡导者，却家有两妻、子女八人。表面看似讽刺，实际放进时间坐标就不难理解。
1882年，他出生于浙江绍兴商家，清末科举废弛、民智初开。一夫多妻制仍合法，包办婚姻更是乡里常态。1901年，经父母之命，他迎娶张团妹。那年他十九岁，妻子十六岁。此后他负笈上海、天津、美国，辗转十二年，夫妻聚少离多。1914年回国，身披耶鲁硕士与哥大博士学位，成了媒体追逐的“海归”。势头正盛的他，既崇尚欧美科学，又脱不掉家乡的封建影子——无法说服长辈解除原配，也不愿与“旧礼制”彻底决裂。1917年，他迎娶十三岁的王仲贞为继室。今日看来，这种婚姻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但在后清遗俗下并非孤例。 从1918到1926年，张、王两位夫人相继生育七个儿女；再加上早逝的长子，一共八个。那正是民国社会“多子多福”的黄金年代，避孕知识和工具都极为匮乏。换言之，马寅初的大部分子女出生时，他还未写出《新人口论》，更没进入权力视线。若将后来的计划生育标准反向套用，很容易造成误读。
有意思的是，马寅初并未逃避“言行不一”的质疑。1957年夏天，他在一次青年学生座谈会上被直接提问：“马先生，您既然赞同节育，为何自己生了那么多？”他摇头笑道：“过去和现在是两本账。我年轻时连避孕套都没见过，更无人告之生育可以规划。时代进步了，就得换新算法，不能抱着陈年账本不放。”这段回答被记录在场刊里，虽只寥寥几十字，却透露一层意思：新政策的诞生往往立足现实，而不是追溯旧人旧事。 抛开家庭争议，马寅初的“敢言”品质贯穿半生。1929年，他受蒋介石任命出任财政委员长。面对“四大家族”操纵金融，他在南京国会冷不丁来一句：“财政不是私房钱，柜台得向人民敞开。”直言叫板宋子文、孔祥熙，差点丢命。抗战爆发后，他西迁重庆大学教书，讲台上一边说凯恩斯，一边怼特权资本。学生回忆：“老马讲到宋孔外逃资金时，拍了讲桌，粉笔灰都飞了起来。”争议、攻讦、封杀，他经历得多，却没改掉“实话实说”的习惯。
再说回计划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的公开信》，提出“独生子女”倡议；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写进宪法。那一年，马寅初已九十岁高龄，住在北大燕南园小院。虽身体羸弱，他仍欣慰地告诉学生：“国家终于把人口问题提到战略高度，这条路不会低头回头。”然而彼时饭桌上，客人们总会半开玩笑：“马老，您算是‘劳苦功高’，可家里的孙辈也多。”他笑而不答，端茶示意，神情怡然。 从史料看，这位经济学家确实经历了“私人生活传统”与“学术思想先锋”的错位。一边沿袭旧制迎娶两妻、育子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