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曾提出要去38军当一名团长，去前线作战，但军长梁兴初并没有同意，这成为了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如果当初同意毛岸英去38军，他就不会牺牲了！
1950年秋，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28岁的毛岸英直接找到了即将开赴前线的38军军长梁兴初，开门见山，想去38军当一名团长。 毛岸英前半辈子过得非常波折，他当过上海街头的流浪儿，啃过发霉的烧饼；也当过苏联红军的坦克连指导员，在白俄罗斯前线冲着德军的炮火开过炮，三次上书斯大林请求上前线，甚至拒绝更改国籍。 回国后，父亲毛泽东没给他任何优待，反而塞给他一把锄头，让他在陕北的“劳动大学”里和农民同吃同住，被虱子咬得浑身是包也毫无怨言。 他早就明白，父辈的荣耀不是自己能随意挥霍的资本，有人劝他在堵车时亮出身份开路，他梗着脖子反问：“伟人的儿子就能搞特殊？”所以，当他站在梁兴初面前，亮出的身份不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是一个普通战士。 面对梁兴初半开玩笑的质疑，他严肃地拿十八岁就当上团政委的肖华为例，证明自己不是空想，那股渴望上战场的劲头，谁看了都得动容。 但这位沙场老将心里盘算的，是另一笔账，年轻人没带过兵，这都是小事，要命的是，他是毛主席的儿子，朝鲜战场炮弹可不长眼，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梁兴初怎么向主席交代？ “毛主席的儿子”这五个字的分量，压倒了所有军事考量，这是一种出于善意的保护，可也成了一份无法承受的责任。 于是，梁兴初嘴上含糊地应着“我考虑考虑”，心里却早就下了决心：这个人，绝对不能要，这个看似最稳妥的决定，关上了毛岸英通往一线战斗部队的大门，谁知却把他推向了另一条轨道。 梁兴初这里走不通，毛岸英这股“倔劲”却让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看上了，彭德怀欣赏他的决心，更看重他一口流利的俄语，便做了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安排：把他留在相对安全的志愿军司令部，担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这既能发挥专长，又能最大限度确保安全。 到了总部，毛岸英迅速把自己“归零”，大家出于尊敬喊他“首长”，他总是急忙摆手让大家别这么叫。 他工作起来像拼命，为了核对情报、翻译电文，忙到凌晨三四点是常事，零下二十度的天，他还穿着单薄的旧皮鞋，直到参谋杨凤安看不下去，硬塞给他一件呢子大衣才算完。 他还曾用拉家常的方式，从一个美军战俘嘴里套出了关键情报，那份审讯记录被彭总加急印发全军。 1950年11月25日上午，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激战正酣，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叫嚣还在耳边，大榆洞指挥所里的电报声也因此格外密集。 上午10点，防空警报突然响起，几架美军轰炸机呼啸而过，按照规定，所有人应立即疏散，参谋成普、徐亩元等人冲出木板房躲避，毛岸英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他按住准备起身的参谋高瑞欣，坚持说：“把这三封绝密电译完！”这三份电报，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部署，在他看来，远比个人安危更重要。 11点左右，那几架B-29轰炸机调头折返，朝着大榆洞俯冲下来，几十枚凝固汽油弹瞬间倾泻而下，木板房被火海吞没的一刻，人们看到毛岸英最后的动作，是扑向那个装有电报文件的牛皮箱，用身体护住了最后的军情。 噩耗传到正在前线指挥的38军，梁兴初当场就懵了，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捶着桌子悔恨地叹道：“早知道他在总部都不安全，当初还不如答应他，让他在38军当个团长呢！”那份善意的“保护”，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在志愿军总部，彭德怀攥着那条烧断的表链，捶着墙壁痛哭，一封百来字的报丧电报，他写了一个多小时，他自以为周全的安排，在战争残酷的逻辑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而在遥远的中南海，卫士只看到毛泽东指间的香烟燃尽了烟灰，听见他平静地说：“打仗嘛，总难免会有牺牲，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岸英就是一个普通战士”。 可到了夜深人静，这位父亲却悄悄拿出儿子穿过的旧棉袜，紧紧贴在脸上，只有北风在窗外呼啸。 如今，在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里，陈列着那个被弹片打得满是窟窿的牛皮箱，箱盖内侧，“为人民服务”五个小字依旧清晰，毛岸英用他一系列的选择，完成了从“谁的儿子”到“人民的儿子”的升华。 那块熔化的手表，就像一个历史的刻度，既丈量了领袖之子与普通战士之间的距离，也定格了特权与牺牲之间的永恒抉择，那么，回看这一切，如果当初梁兴初军长点了头，历史的结局，真的会被改写吗？
【信源】2016-09-06 环球网——毛岸英自荐当志愿军38军团长为何未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