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25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65岁的周养浩拎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大门，工作人员问他想去哪里，他脱口而出：“台湾，”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5年春天，一张泛黄的纸被一双老手反复摊平、折起，那是离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第一周，周养浩攥着这张纸，像攥着一根救命稻草，纸上是他的特赦令，那年他六十五岁，头发花白，穿着发旧的中山装，一步步走出高墙，北京的阳光照在脸上，眼睛眯成一条缝，他好像不太习惯这种明亮，二十五年没见过春天的阳光了，走出大门那一刻，脚底像踩在棉花上。 离开功德林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大陆，别人或许想在余生躲进小院种菜，他却执意要去台湾，他说过，自己一生追随蒋公，愿意死也要死在那片土地，于是他去了香港，住进廉价旅馆，每天早上准时洗脸刮胡子，换上干净衣裳，提着帆布包走到中环电报局，柜台的职员都认得他了，五毛钱一封电报，他从没迟过，内容总是那几句话，恭敬、谨慎、字里行间透着盼望，他把希望寄给台湾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但那头始终没有回应。 他在等待，维多利亚港的汽笛每天按时响起，他站在码头边，看着每一艘驶向基隆的货轮，他不是看热闹，而是在心里倒数：也许明天就轮到自己登船了，港口的风很大，吹动他衣角，也吹乱了他坚持了二十五年的执念。 周养浩不是普通人，他出生在浙江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旧时的秀才，家里最讲究规矩，他少年聪颖，十几岁就考入衢州八中，后来又进了上海法学院，原本该成为法律人才，可毕业那年，他却走上了军统的路，那时候的他，年轻气盛，一腔热血，戴笠赏识他的冷静和狠劲，没几年就成了军统内部响当当的人物。 在军统的那些年，他办过不少案子，息烽监狱一度是他的地盘，他搞过所谓“文明管理”，一边让犯人劳动自给自足，一边也签过处决文书，他做事有一套，军统内部给他起了个绰号“书生杀手”，蒋介石也注意到了他，夸过他“工作能力强”，他年轻时意气风发，西装革履，眼神清冷，是那种站在人群中也让人不敢靠近的角色。 1949年，局势剧变，他原本已经拿到飞往台北的机票，结果在昆明巫家坝机场被起义部队拦下，当时他穿着呢子大衣，站在跑道边，看着最后一架飞机腾空而起，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他成了俘虏，被押往重庆，后来送到北京功德林，从此，他的世界只剩下高墙、铁窗和一日三餐的规律生活。 功德林的生活不是牢不可破的地狱，但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却是另一种折磨，别的战犯都在努力“转化”，写检查、学理论、种菜拔草，他却总是我行我素，不排队、不服管、不写思想汇报，有一次看到旧日的同事沈醉在菜园里拔草，他气得摔了自己的搪瓷缸，那时候的他，骨子里依然藏着军统的傲气，不肯低头，不愿妥协。 可时间最有耐心，十年、二十年过去，他也慢慢变了，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他开始整理床铺，抄写文件，也不再插队了，有人说他是为了早日获得特赦才这么做，也有人说他是真的老了，心软了，倦了，但没人能真正看懂他，他总是笑得不多，说得不多，眼神里藏着太多别人不懂的过往。 1975年，国家宣布特赦最后一批战犯，他正坐在桌边写字，广播响起的时候，他手一抖，钢笔在纸上画出一大片墨迹，他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把那张纸叠好，放进衣兜，像是收起过去一段不愿再翻的记忆。 拿到特赦后，他只做了一件事：申请去台湾，工作人员劝他别去，说那边不一定愿意接纳，但他执意要走，他说蒋公在等他，说他要回归“正统”，于是政府给他开了通行证，发了路费，他带上几件换洗衣物，一张照片一张报纸，一封写了一半的信，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香港的日子不长也不短，他住在小旅馆里，省吃俭用，只为每天发一封电报，他没有在酒楼高谈阔论，也不去打听旧人的消息，他只是等，一个老人在异乡等一封来自旧时代的回音，港口的风越来越冷，电报越来越多，回信却始终没有。 终于，某天邮差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印着青天白日的徽章，他的手抖得几乎拿不稳，信很薄，只有一句话：所请与现行政策不符，歉难照准，他坐在床边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最后把它叠好，放进行李最底层——和那张特赦令放在一起。 他明白了，台湾不愿见他，他曾效忠的那个政权，已经不再承认他的存在，他也明白了，自己早就成了历史的弃子。 后来，他去了美国，投奔女儿，在洛杉矶的养老院里，他安静地活着，不再提军统，不再谈台湾，他偶尔看报纸，看到有人批评功德林，便写信反驳，说自己在那里得了静脉曲张，政府还特地给他配了弹力袜，这是他为数不多的表态，像是对过去的一种迟来的认同。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谍谍不休︱云南解放：大特务周养浩被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