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大特务徐远举睡到半夜，突然鼻孔流血，紧急送医后，也没抢救过来。上级得知后，下令彻查死因，18年后，他的女儿徐继红也跑来“兴师问罪”。
1973年冬，在缝纫组工作的徐远举，因衣服缝制不合格，被要求重新返工，但他坚决不肯，同组与他关系好的文强、黄康永都表示愿意帮他一把，但徐仍执拗的就不返工，还与负责检验的人大吵了一架，说这是故意刁难他。
一气之下，他就跑去洗了个冷水澡，当晚两眼突出，鼻孔流血。管理人员在发现后，紧急上报、送医，但最终也没能抢救过来。
徐远举脾气不好，好恶行，从他十二三岁时就开始胡作非为，喜欢在村里搞破坏，但他打架不要命，一般没人敢惹，终在十七岁时闯下大祸，在祭祀祖坟时与人争执，打死一老农，之后逃跑。 1929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七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陈诚的部队，后来脱下军装，于1932年加入了复兴社，也就是军统的前身，之后得到戴笠赏识，当起了特务。
徐远举、沈醉、周养浩，三人并称为“军统三剑客”，本质上就是为戴笠卖命的杀人魔，这三人每人手上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然而在他们被俘后，历史终究还是选择了原谅。
徐远举制造了不少大惨案，其中就包括杀害江姐；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人，连8岁的小孩都不放过；还有就是举世震惊的“11·27”大屠杀，在徐的主持下，在黎明前，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三百多革命志士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建立，他们全部死于徐远举之手。
1949年，卢汉在云南发动起义，沈醉时任军统云南站长，被迫在起义书上签了字，而徐远举、周养浩则在沈醉的指引下被抓获。
此后三人一同被押往重庆，关押在白公馆，当群众知道三个杀人魔在此关押后，一下把白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要不是加强安保力量，愤怒的群众差点冲进去，将他们就地阵法了，可见，群众对此三人痛恨到了何种程度。
1956年，三人都被移送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沈醉比较幸运，在第二批就得到了特赦，而徐、周两人，前者没有等到特赦的那一天就死了，周虽然等到了，但结局远比不上沈醉。
从三大特务的结局来看，徐远举不如周养浩，周养浩不如沈醉，徐远举把自己活活气死，周养浩在1975年被特赦后远走他乡飘零海外，唯有沈醉修成正果，不仅享受高级待遇，还有写了五六本回忆录，且都成了畅销书，收入颇为丰厚。
开篇说了徐远举是突发疾病而死，但实际上他有严重的“心病”。
早在被捕时，他就十分害怕，以为自己死定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不仅为他们治病，还千方百计地保障他们的安全，所以这些与他想象中“监狱待遇”都不一样。
在亲身经历后，他才真的相信，他不会被杀，才真正开始在思想上接受改造。所以，在1964年的《我的罪行实录》中，他说：“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
到1959年时，国家对第一批国民党战犯进行了特赦，徐虽然不在名单上，但这让他对未来产生了希望，有了成为一个真正公民的渴望。
沈醉被第二批特赦，曾回来做演讲，徐曾问过他:“出去以后会受到人民的原谅吗？应该不会受到排挤吧。”，此时他对于未来既渴望，又有些担心，毕竟自己做过太多的恶，唯恐不被人民接受。
沈醉告诉他:“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歧视我们的，政府还给我们找了好工作。”，临走时，沈醉还和他说，等出去了就找他，徐还十分兴奋。
但遗憾的是，一年又一年，又经历了十年动荡岁月，徐远举一直没有等到对他的特赦令，不难想象，他内心充满失望，心情郁闷。
再加上他脾气急躁，一旦受到外部刺激，难免想多，其实在缝纫组返工是常事儿，沈醉初次干时，也被杜聿明勒令返工，沈也是不服气，但最后人家还是做了，但到1973年，此事发生在徐远举身上时，一来他本身思想受到不能获释的刺激，就会认为负责人故意为难他，与人吵架后，还要自我发泄，跑去洗冷水澡本身也是赌气，一下突发脑溢血，不幸殒命。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徐远举就是如此，他其实是被自己气死的。
在徐远举死去18年后，他在台湾的女儿徐继红来到大陆，见到文强就追问父亲的死因。
文强便给公安部顾问姚伦写了一封信，请他来为徐继红解答，实际徐也不是真要追问什么，她的目的只是要开具一份证明，证实父亲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病逝的，以此可以向向台当局申请一笔抚恤金。
据说，徐继红真的凭那份证明拿到了不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