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开宾馆的，员工就5个，如果让我给员工交社保，我觉得可以的，但是有个前提，那

我家是开宾馆的，员工就5个，如果让我给员工交社保，我觉得可以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社保费用只能从工资里扣，不是我不想扛，实在是这行情下，能保住工资不降就耗尽了力气。 五个人的社保账 凌晨四点，我蹲在宾馆后巷的台阶上，烟蒂在脚边堆成小堆。消毒水混着油条摊飘来的油烟味钻进鼻子，手里捏着的工资表被汗浸湿了边角——五个人的名字下面，每个数字都像根针，扎得人眼睛发酸。 这宾馆开了八年，从最初的十个房间扩到二十个，最风光时雇过八个员工。现在倒好，连我在内就五个人：前台小李管着登记和收银，保洁张姨负责客房卫生，水电工老王兼着保安，还有个刚招来的实习生小陈。说是老板，我每天也得从早忙到晚，铺床叠被、换被套的活儿，哪样都少不了。 上个月社保局的人来核查，临走时拍着我肩膀说：“老李，政策归政策，员工的社保得跟上，这是底线。”我当时点头如捣蒜，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这“底线”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上关了店门，我把四个人叫到大厅，空调坏了三天没修，闷热的空气里飘着股淡淡的霉味。我把打印好的社保缴费明细推到桌上：“大伙看看，这是咱五个的社保钱，公司部分每月得补三千二。” 小李最先开口，她手指在计算器上飞快地按：“老板，我现在工资四千五，要是个人部分扣三百多，到手就四千一。我房租就得三千，这日子没法过啊。”她眼睛红红的，上个月刚跟我说想攒钱报个会计班，以后换个稳定工作。 张姨叹了口气，手里的抹布攥成了团：“我儿子明年高考，正等着我这工资交补课费呢。要是再扣钱，我真得去找两份工了。”她今年五十六，按理说早该退休，可老伴前年中风，家里就指着她这点收入。 老王闷头抽着烟，烟圈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散开：“老李，不是我们不体谅，你这宾馆啥情况，我们心里有数。但这社保，按规矩本该公司出大头，全从工资扣，不合情理啊。” 我没接话，从抽屉里翻出今年的账本，一页页摊开：“大伙瞅瞅，三月空房率百分之六十，四月疫情反复，就没接待过团客，五月到现在，每天平均才住出去五间房。房租每月两万八，水电燃气五千，这还没算布草清洗和维修费。”我指着最后一行的净利润，“上个月，我这老板领的工资，还没小李多。” 实习生小陈怯生生地说：“老板，我听我爸说，社保是公司和个人各交一部分，要是全从工资扣，是不是……不合规啊？” 这话像根刺扎在我心上。我当然知道不合规，可我能怎么办？前阵子跟供应商结布草款，对方押着我的货说“不结清就停供”，我厚着脸皮跟亲戚借了两万才填上窟窿。要是再掏出三千二补社保，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我知道不合规。”我声音哑得厉害，“但现在这行情，能保住大伙工资不降，我已经把能借的都借了。要不这样，社保先按个人部分扣，公司该补的，我给大伙写欠条，等宾馆缓过来，一分不少补上。” 老王把烟蒂摁灭在烟灰缸里：“老李，欠条这东西，说难听点就是张废纸。但我信你，这八年你啥时候亏待过我们？去年我老伴住院，你二话不说预支了我三个月工资。”他顿了顿，“我这社保，个人部分扣就扣吧，大不了我少抽两包烟。” 张姨抹了把脸：“我也同意，总不能看着宾馆黄了。真到那时候，我们去哪找活儿？” 小李咬着嘴唇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点头：“老板，我信你。但会计班我可能得缓缓了。” 小陈也跟着点头，手指绞着衣角：“我刚毕业，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扣点就扣点吧。”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坐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看着墙上“宾客至上”的锦旗，突然觉得特讽刺。我这老板当的，连员工最基本的保障都给不起，还谈什么“至上”？ 第二天一早，我去社保局咨询，接待我的小姑娘听完我的情况，递给我一份《中小微企业社保补贴申请表》：“李叔，你这情况符合条件，公司部分能补贴一半，先申请试试，总比硬扛着强。” 我捏着那张表，手心直冒汗。出来时路过街角的早餐摊，张姨正帮着摊主收摊，看见我就喊：“老李，我跟摊主商量好了，早上来帮俩小时忙，能多挣五十块。” 小李在前台对着电脑自学会计课程，屏幕上的网课视频开着静音。老王蹲在院子里修空调，小陈给他递着扳手，俩人有说有笑的。阳光透过玻璃门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斑，竟有了点暖意。 我掏出手机给供应商打电话：“王哥，布草款再宽限我一个月，下个月我一定结清。”挂了电话，又给社保局回拨过去：“姑娘，那补贴申请表，我现在就去填。” 或许这难关还是很难过，或许明天又会有新的麻烦，但看着这四个跟我一起扛着的人，突然觉得那三千二的社保钱，没那么沉了。毕竟日子是熬出来的，就像这宾馆的老空调，修修补补，总能再吹出点凉风来。 晚上算账时，我在账本最后添了一行：“欠员工社保补贴：1600元。”后面画了个小小的笑脸——等我把这笑脸涂成红色那天，大概就是苦尽甘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