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74岁的左宗棠病故，众大臣定谥号却犯了难，连拟4个，慈禧仍不满。焦灼之际，一学者出了个主意，慈禧连赞：“就定这个，成全他往昔愿望！” 军机处的灯一夜没灭，几个老臣翻着《谥法解》，笔尖在“武靖”“忠毅”上打转，又划掉。左宗棠一生太重，这几个字压不住他抬棺出征的背影，也装不下他在西北种下的千万棵柳树。 有人提“文忠”，可李鸿章刚得这个谥，左宗棠生前最看不惯他主和，若死后与他同列，岂不憋屈？又有人推“忠襄”，慈禧一听就皱眉，说满朝都在效忠，单提一个“忠”字，反倒轻了。 大臣们不敢再出声。他们知道，左宗棠在世时敢当面顶撞太后，连恭亲王都吃过他的挂落。这人一辈子倔，死了也不能随便打发。 福建来的消息说，他临终前还在写奏折，求设台湾省，还惦记着新疆建省的事。可朝廷拖了四年，直到他咽气才点头，像在还债。 一个穿青布衫的老先生被悄悄请进宫，是湖南学者王闿运。他没看那几张改得乱七八糟的纸，只说：“老佛爷还记得吗？左公在兰州办书院，题过‘文澜阁’三个字。” 慈禧愣了一下。她想起左宗棠的奏折，哪怕在战场，落款也总写“臣宗棠”，从不称“武夫”。他中过举人，一辈子以文人自居，可命运偏让他提着刀马打天下。 王闿运掏出一封信，是左宗棠写给旧友的，里面说：“若他日得谥，愿带‘文’字，不负寒窗十载。”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最得意的不是收复新疆，是让西北娃娃也能念上书。 慈禧的手指在“文”字上停了停。她突然明白，这人争的不是功劳大小，是别人怎么看他。他可以扛枪，但不想被当成只会扛枪的粗人。 “就用‘文襄’。”她终于开口，语气像放下一块石头，“‘文’字给他，算是圆了念想；‘襄’字记功，让后人知道，这人既能提笔写策论，也能立马定乾坤。” 消息传出去，有人嘀咕说“文襄”排第三等，比曾国藩的“文正”低了一头。可也有人说，张之洞后来凭办厂得此谥，左宗棠却是实打实用命拼回来的六分之一国土。 出殡那天，长沙到岳麓山的路被百姓堵死。一个老湘军跪在棺前哭喊：“大人，您要的‘文’字，朝廷给了！” 纸钱飞过墓碑，夕阳照在“文襄公”三个字上，比他当年戴的红顶子还亮。 其实慈禧也不是真懂左宗棠，她只是怕，怕他若泉下不安，会变成更难对付的冤魂。给个“文”字，算是彼此体面收场。 收复新疆后，慈禧问他要什么赏，他张口就要设新疆省。太后当场翻脸，觉得他不懂分寸。 可就是这个倔老头，一边打仗一边教百姓种桑养蚕，修了上千里的坎儿井，连路都种满了柳树。 他死后几个月，朝廷终于批了新疆建省。那份拖了四年的奏折，静静躺在案头，像在嘲笑活着的人。 “文襄”这两个字，表面是评价，其实是妥协。朝廷既要认他的功，又不愿让他太风光。 可谁也没想到，一百多年后，人们记得的不是谥号，是新疆的柳树，是吐鲁番的水渠，是那个抬着棺材西行的背影。 真正的盖棺论定，从来不在宫里那张纸上。而在山河之间，在百姓嘴里，在一代代人走过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