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很会做生意，左宗棠西征时，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这可不是单纯的资助，而是一笔精明的生意。乔致庸清楚，打仗离不开钱，军饷运输更是难题，土匪横行，官银难保，但乔家票号的牌子在，一路畅通无阻，这本身就是一种信用和实力。 左宗棠一开始军费紧张，朝廷只拨了200万两，远远不够。各省凑一凑，再加上胡雪岩从外国银行借来的钱，才勉强凑够。可这些钱怎么安全送到前线？乔致庸的票号就成了最可靠的选择。 乔家不仅送钱，还垫付物资。有时候前线缺粮缺饷，乔家就先自掏腰包，把东西运过去，等朝廷拨款到了再结算。这种灵活周转，让左宗棠能专心打仗，不用为后勤焦头烂额。 左宗棠心里明白，没有乔家的支持，西征不可能这么顺利。他后来收复新疆，凯旋回京，特意绕道山西祁县，专程拜访乔致庸。 见面时，左宗棠一句“亮大哥，久仰了”，把乔致庸吓了一跳。一个朝廷大员，军功赫赫的总督，竟称呼一个商人“大哥”，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 乔致庸赶紧下跪，连称不敢。左宗棠却一把扶起他，说西北能成事，全靠亮财主鼎力相助。这话不是客套，是真心实意的感激。 乔致庸虽是商人，但眼光不只在钱上。他支持左宗棠，既是生意，也是爱国。乔家祖上走西口起家，深知边疆稳定对商路的重要性。新疆若失，晋商的茶路、驼道都将断绝。 他还在大院门口请左宗棠题了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批“履和”。这八个字，讲的是克制私欲、积累德行，也暗含了他对经商之道的理解——信义为本，和气生财。 乔家的生意能做到汇通天下，靠的不是投机，而是信誉。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遍布全国，存取款从不出错，连慈禧西逃时都靠乔家接济。 庚子年慈禧路过祁县，乔家捐银三十万两，换来了九龙灯等赏赐，也换来了暂时的庇护。但这庇护终究是脆弱的，清廷一倒，依附其上的票号也就失去了根基。 乔家后来也和李鸿章往来，商人逐利，谁掌权就跟谁打交道。乔致庸明白，在那个时代，没有官府支持，再大的商号也难长久。 可时代变了，银行兴起，票号衰落。辛亥革命后，大德通、大德恒勉强支撑，终究敌不过时代的浪潮。曾经富可敌国的乔家，渐渐归于沉寂。 乔致庸活到八十九岁，送走了六位夫人，也送走了儿子。他晚年仍督促子孙读书，家中犯错要背《朱子治家格言》，规矩极严。 他一生信奉“信、义、利”，把信放在第一位。有次发现包头油坊掺假，他立刻下令收回全部油品，全额退款，宁可赔钱也不砸招牌。 山西大旱时，他开仓放粮，设粥棚救活无数人。当地人说，乔家虽富，却不为富不仁，所以后来风浪来时，也没人真去砸他的家。 乔家大院的高墙至今还在，厚实坚固。传说抗战时，意大利神父挂起国旗，保住了这座宅院，只因当年乔致庸救过他们的修女。 乔致庸不懂权术，也不恋官场。他只是个商人，懂得顺势而为，也懂得守住底线。他帮左宗棠，既得了利，也成就了一段义利兼顾的传奇。 左宗棠那句“亮大哥”，喊的不只是一个资助者，更是一个在关键时刻撑得起国家命脉的商人。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官与商的界限，有时也没那么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