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长春一处工地上挖出两具尸骨，让在场的人吃惊的是，两具尸骨紧紧依偎在一起，被一副手铐在手腕处锁在一起。 法医赶来时，太阳正晒得地面发烫。他们蹲在警戒线里一点点清理，发现这是一男一女，看骨骼状态也就二十出头。 男的胸腔里嵌着枚变形的铜纽扣，上面五角星的纹路磨得快要看不清，但懂行的人一眼就认出，那是当年进步组织制服上的东西。 女的指骨缝里缠着点灰蓝色的布丝，后来化验出来，是那会儿地下工作者常穿的靛蓝粗布。 最让人心里发紧的是尸骨的姿势。 男的右腿骨有段明显歪了，断裂处卡着半片生锈的弹片，像是带伤撑了很久。 女的颅骨侧面有个浅浅的凹痕，法医说像是被钝器打过。 可就算这样，他们的骨骼还是保持着相互蜷缩的样子，仿佛临死前还在往对方怀里靠。 那副手铐也透着蹊跷，上面的日文刻着1935年制造，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是关东军宪兵队专门用来锁“重要政治犯”的特制型号。 更让人揪心的是，锁芯里卡着半枚钥匙，想来是他们最后拼力想打开，却终究没能如愿。 工地的位置很快被核实，这里曾是日本关东军“八六部队”的宪兵队本部。 老人们说，伪满那时候，这片地方常年飘着血腥味。 宪兵队的黑铁门一关上，整条街都能听见里面的哭喊，到了后半夜，总有盖着帆布的卡车悄悄开出去，天亮再空着回来。 有胆大的跟着去过松花江畔，看见他们把鼓鼓囊囊的麻袋往冰窟窿里扔，麻袋沉下去时，还能隐约看见人的形状在里面动。 “八六部队”这名字，在档案里一直裹着层血污。 它最早叫新京特设宪兵队，归关东军宪兵总司令大木繁管，1938年交给一个叫山村义雄的少佐带。 说是科技部队，其实就是用无线电探测，指纹比对这些新鲜技术来抓抗日的人。 刚开始才一百来号人，到1943年就扩到两百多，光是无线电探测班就有五十多个懂技术的宪兵，全是拿重金养着的。 他们干的事，远比老人们看到的更狠。 1941年牡丹江有个马车夫王某，就因为家里藏了台发报机，被十五个宪兵半夜堵在炕上。 打了三天三夜，没问出啥，就把人扔进牡丹江冰面下，家里人被拉到新京关了好几年。 同年新京有家杂货店，就因为电台信号飘了点出来，五十多个宪兵把铺子围得水泄不通，抓了老板和一对搞情报的夫妇。 那对夫妇被打得皮开肉绽，硬是没松口，后来还是趁看守不备，在特工帮忙下逃了出去。 到1943年更离谱，大连一家照相馆被抄，连带天津的几十个人都被抓了，其中四个像沈得龙他们，直接送进731部队，连全尸都没留下。 这对长春的年轻人，八成也是这么被抓的。 1937年的“处置名单”上，有两个模糊的名字，男的可能叫王德山，女的只记着姓张，备注是“抗联外围联络员，拒不招供”。 那年头，东北抗联正被围剿得厉害，多少年轻人白天扛锄头，握笔杆，晚上就摸黑去扒铁路，烧仓库。 有人猜他们是夫妻，家里还等着收秋，也有人说看年纪像学生，说不定是在学校里印传单被盯上的。 但不管是谁，能在宪兵队的酷刑里熬着不松口，就不是一般人。 1945年日本投降那天，“八六部队”的人烧了大半档案，剩下的纸页上全是“处置完毕”“反满抗日分子”这类冷冰冰的词。 宪兵们有的被抓去坐牢，有的被遣送回国，这支部队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从人们视线里消失了。 直到这对尸骨被挖出来，那些被烧的，被埋的，被冰水泡烂的过往，才又一点点冒出来。 现在，那副手铐放在长春伪满皇宫旧址的展览馆里，玻璃柜里的铁锈红得刺眼，说明牌上只写着“1930年代文物”。 尸骨的照片挂在旁边，每次有人驻足，讲解员都会指着那相拥的姿势说：“不是手铐锁得牢，是他们心里的念想比钢铁还硬。” 其实在那个年代，太多人都像他们这样。 没留下名字，没留下事迹，就成了史书里一句“无名烈士”。 但只要看到这对紧紧依偎的尸骨，就知道他们不是数字，不是符号。 他们也曾是鲜活的生命，会疼，会怕，却在最黑暗的时候，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光。 英雄不能被遗忘。 不是说要天天挂在嘴边，而是当我们走过展览馆，看到那副手铐时，能想起曾经有这样一对年轻人，用最倔强的姿势，在这片土地上爱过，抗争过，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