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在天津，大汉奸刘四姐作恶多端杀人无数。这一天，几个日本人找到刘四姐，说是有任务，欣然前往的刘四姐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死于这几个人枪下。 天津汉沽的街面上，刘四姐的黑绸旗袍扫过青石板路，鞋跟敲出的脆响里，混着百姓低头躲闪的窸窣。 她耳垂上的日本银坠晃得人眼晕，身后跟着的伪军保镖腰里别着枪，见谁多看一眼就瞪眼。 有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没来得及让路，被保镖一脚踹翻了摊子，红果滚了一地，刘四姐只回头瞥了一眼，嘴角勾起的笑比寒冬还冷 —— 这片土地上，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敬畏，哪怕这敬畏里藏着刻骨的恨。 谁还记得她曾是那个蹲在田埂上搓草绳的农家女？那时她的手还带着泥土的糙，丈夫扛着锄头从田埂走来，裤脚沾着露水，会把揣在怀里的烤红薯分她一半。 直到日军的炮弹炸碎了茅屋，丈夫被拉去当壮丁再没回来，她抱着哭饿的女儿，在焦黑的田埂上站了整整一夜。那时的风里，还有她对安稳日子的最后一点念想。 转折是从那个汉奸保长开始的。他提着半袋米出现在破庙门口，米袋上还沾着百姓的指痕。“跟着我，有吃有喝。” 保长的手搭上她的肩时，她攥着女儿的手在发抖，可女儿哭着喊 “饿” 的声音，让她松开了攥紧的拳头。 她开始穿保长给的花布衫，去他搜刮来的院子里住，看着他把百姓的粮食往自己家搬，起初还会别过脸，后来竟能帮着点数 —— 道德的防线，在饥饿和恐惧里，像被水泡过的纸，慢慢软了、烂了。 但保长那点权力，哪填得满她的野心。她瞧着日本军官开着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看着他们一句话就能让保长点头哈腰，心里的火苗越烧越旺。 她开始往日军司令部附近的茶馆凑，穿着借来的旗袍，学着城里女人的样子抿茶。 有次日本军官佐藤路过，她 “不小心” 撞翻了茶碗，滚烫的茶水溅在他皮鞋上，她却笑着用生硬的日语道歉，眼里的媚像钩子。 没过多久，她就搬进了佐藤安排的小洋楼，女儿被送进了日本人办的 “学堂”，她成了天津城里人人皆知的 “刘四姐”。 手上的血是从第一个抗日志士开始的。那人藏在菜窖里，被她领着日军搜了出来，机枪扫射的声音里，她攥着佐藤给的金戒指，指节泛白。 后来就越来越顺手：给游击队送信的货郎，被她指认成 “走私犯”；给伤员送药的妇人，被她诬陷成 “间谍”。 方圆五十里的荒坡上，新坟堆得像雨后的蘑菇，每一座都刻着她的名字。百姓夜里不敢提她，说 “刘四姐” 三个字，会招鬼。 民先队的战士们在三姑庙的破神像后开会时，煤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群攥紧拳头的狼。 队长李太英把刘四姐的罪状念得咬牙：“上个月，她带人抄了张家庄的抗日小组，十七个弟兄全没了，最小的才十五岁。” 窗外的风卷着雪沫子打在窗纸上，有人一拳砸在供桌上：“这毒妇，必须除！” 可难啊，她的洋楼左边挨着日军宪兵司令部，右边是伪军稽查大队，出门保镖前呼后拥，硬闯就是送死。 破庙里的香灰积了厚厚一层时，办法终于有了。一个被俘的伪军口袋里，搜出了三本日军证件，照片上的人脸早已模糊。“咱扮成日本人，” 李太英手指敲着证件，“她最信日本人，肯定不会防。” 接下来的半个月，战士们在庙里对着镜子练鞠躬，学日本话的腔调，连走路的外八字都练得像模像样。 厨子老冯 —— 那个被刘四姐打骂过无数次的内线，偷偷送来她的作息表：“每天下午三点，她准在洋楼里打麻将。” 行动那天的太阳很淡，像蒙了层灰。三个 “日本兵” 跟着老冯走到洋楼门口，站岗的伪军拦住去路，李太英掏出证件，故意把日语说得又快又硬，伪军眯着眼看了半天，没敢多问，哈着腰推开了大门。 客厅里的麻将声传出来，刘四姐正笑骂着推倒牌，手腕上的金镯子晃得人眼晕。“太君找我？” 她抬头时，脸上的笑还没褪，看见 “日军” 肩上的军衔，腰弯得更低了。 枪顶在后心时，她的笑声戛然而止。“别动。” 李太英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北方汉子的粗粝。旁边的贾怀水刚要喊，就被另一个战士捂住嘴按在地上。 捆绳子时，刘四姐突然挣扎起来，嘴里骂着脏话，可往日的嚣张在枪口下，只剩徒劳的扭动。 老冯按照事先说好的，对外面喊：“贾先生犯了急病，太君要带他去医院！” 哨兵隔着门缝看了眼被蒙住头的贾怀水，没敢拦。 莘庄茶亭的柱子上，还贴着日军的布告。战士们把刘四姐绑在柱子上，想歇口气再往解放区走。 她突然开始挣绳子，嘴里的骂声越来越凶，不知哪来的力气，竟让绳结松了些。“不好！” 李太英刚要上前，刘四姐已经挣脱一只手，抓起身旁的石头就往最近的战士头上砸 —— 枪响了。 血溅在茶亭的柱子上，像极了她当年看着志士们流血时的颜色。刘四姐倒下去时，眼睛瞪得很大，大概到死都没明白，那些她以为能依靠的 “日本人”，怎么会是索命的刀。 风卷着茶亭外的尘土，迷了战士们的眼，没人说话，只有远处传来的枪声，像在为这片土地上的罪恶，画上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