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阿拉法特失去了埃及支持，走投无路的他带着4000多士兵和40万巴勒斯坦难民投奔约旦。
巴勒斯坦的历史注定充满了波折。从古至今，这片土地经历了犹太人、波斯人、罗马人的统治，也见证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与交织。二战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因争夺这片土地的控制权，爆发了四次大规模战争。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此被迫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直到1964年，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巴勒斯坦人开始通过武装斗争反抗以色列的统治。他成为了巴勒斯坦民族的象征与希望，也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表现，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多次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接见，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对他的尊敬，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都曾接待过他。 他尤其喜爱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并多次研读此书。他曾亲口说：“中国人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宝贵的，不是用金钱可以换来的。中国的精神就是不怕帝国主义，我也不怕帝国主义。我就是毛泽东说的‘愚公’，要搬走帝国主义这座大山！”这一番话深刻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精神的认同，并把这一精神作为自己斗争的重要动力。 阿拉法特，这位曾被誉为中东“不死鸟”的人物，曾经豪言壮语，誓言为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而奉献一生。他曾坦言，自己作为一位奋斗中的革命者，无法给任何女子一个安定的家庭，因此决定永远不结婚。然而，命运却似乎有时会给人带来意外的转折，晚年的阿拉法特悄然改变了这个决定。与一位比自己小36岁的女助理苏哈结婚，成为了他人生中的新篇章。
1967年的约旦边境线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艰难跋涉。带队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他身后跟随着4000多名士兵和40万难民。失去埃及的支持后，这支队伍不得不在茫茫沙漠中寻找新的庇护之地。炎炎烈日下，难民们的面容写满疲惫，但依然紧跟着阿拉法特的脚步向前移动。 马占山的故事要从他年轻时说起。在他还是个普通马夫的时候，一次在姜姓地主家放马时，一匹马不慎走失。地主不问青红皂白，直接将他告上官府。当时的司法制度腐败，马占山被当作小偷投入大牢。这次牢狱之灾，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 出狱后的马占山怀着满腔怒火上了山。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军事才能，逐渐在东北地区站稳脚跟。后来，他加入了奉系军阀，在吴俊升的麾下一路晋升，最终坐到了旅长的位置上。 1931年秋天，马占山正值事业巅峰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大举进攻中国东北。当时，马占山手下有一位老兵，曾经问他：＂长官，为什么不按照上级的命令撤退？＂马占山站在江桥边上，指着脚下的土地说：＂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宁可战死，也不能让敌人轻易踏过这座桥。＂这番话传开后，激励了更多将士选择留下来死战。 三十多年后的约旦，阿拉法特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失去埃及支持的他，带领着数千名战士和数十万难民，不得不寻求约旦的庇护。
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创始人及长期领导者，虽然出生于耶路撒冷，但他的一生与埃及有着深厚的联系。阿拉法特在开罗大学完成了土木工程的学业，后来以埃及军人的身份参加了两次中东战争。在1958年，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发起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时，阿拉法特兴奋地写信给埃及的战友，表示希望在未来“消灭以色列”之后，以色列的领土会成为新成立的国家的首都。然而，那个时候，阿拉法特的目光并不专注于巴勒斯坦的独立，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当时阿拉伯世界普遍的“泛阿拉伯主义”理念。 但命运让他回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在1958年，阿拉法特开始受埃及情报机构的秘密委托，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即“法塔赫”）。最初，法塔赫组织得到埃及的资助和控制，其成立的初衷是借助巴勒斯坦人来牵制以色列，减轻埃及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早期的法塔赫组织采取了极其激进的手段，实施暗杀、恐怖袭击等暴力活动，以此来抗议以色列的存在。虽然这些行动在今天看来显得充满恐怖主义色彩，但却为阿拉法特奠定了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 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关注，阿拉法特逐渐将自己的目标从回到1967年边界，转向了更为宏大的目标——赶走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解放巴勒斯坦所有土地。他的暴力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以色列境内，逐渐扩展到海外，包括劫持航班、袭击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目标。1970年，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劫持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并造成了包括17名以色列人死亡在内的惨剧。 阿拉法特在和平进程中的角色也非常重要。1993年，他与以色列总理拉宾及外长佩雷斯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荣誉标志着巴勒斯坦领导人开始在国际上获得一定的认可和尊重。阿拉法特曾经说过：“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