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位北京扫地老妇向政府捐款24亿，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但这位老妇一直卑微地说：“我是替丈夫赎罪的。”她的身份也因此曝光。
1984年中秋节，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街头巷尾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在西城区大石桥胡同的一座普通老宅里，一位年逾八旬的老太太召集全家十几口人，打算宣布一个重大决定。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掌家的老太太，大家都知道老太太刚刚从日本继承了丈夫留下的遗产，折合人民币超过30亿元。难道她要宣布将这些财产分配给家人吗？ 然而，老太太开口后，却让全家人都感到惊讶。她说道：“我要把这笔财产的80%，也就是24亿元捐献给国家，为丈夫赎罪。”听到这里，所有的子女都瞪大了眼睛，震惊不已。在那个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国家职工的平均工资还不到一百元，这个巨额财富无疑是难以想象的。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北京街头的清扫工作，午休时回到家中，正准备喝口水休息。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门，几个陌生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们询问赵碧琰的名字，并提到了一个她非常熟悉的名字——耿维馥。这个名字正是她年轻时使用过的名字。 经过确认身份后，领头的男人说：“我们是国侨办主任廖承志的下属，今天来是代表廖主任送信给您。信上只写了一行字：赵欣伯已故，30亿日元的资产由赵碧琰女士继承。” 赵碧琰，原名耿维馥，出生在沈阳的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生活在遇到赵欣伯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赵欣伯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耿维馥在偶然的机会下结识了他，并深深地爱上了他。当得知赵欣伯的妻子王碧琰去世后，耿维馥开始疯狂追求赵欣伯。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赵欣伯终于答应了与她交往，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耿维馥必须改名为赵欣伯亡妻的名字——王碧琰。被爱冲昏头脑的耿维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随即改名为赵碧琰。两人很快结婚，从此耿维馥的名字正式变为赵碧琰。
1926年，赵欣伯学成回国，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的法律顾问。他与其他顾问一道，负责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的沟通协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赵欣伯又先后担任伪奉天市长、伪最高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等职。他始终为日本人效力，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 尽管掌握了巨大权力，赵欣伯的贪欲却不知餍足。他将东北地区视为自己的聚宝盆，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溥仪对他失去信任，将其派往日本。从此，赵欣伯不再问政，转而投身药品生意，大发横财。 1983年的一天，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廖承志，带领几名干部来到北京街头，拜访了一位扫地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赵欣伯的妻子赵碧琰。 当廖承志见到赵碧琰时，她还在为丈夫的汉奸罪行感到愧疚。赵碧琰坦言，自己之所以沦落到扫街的地步，是在为赵欣伯赎罪。廖承志被她的诚恳所打动，当即承诺一定会帮助她拿回应得的财产。 在廖承志等人的帮助下，赵碧琰终于在1984年取回了丈夫在日本留下的遗产。令人震惊的是，这笔遗产经过多年的增值，已经达到了三十亿人民币的规模！然而，赵碧琰并没有被巨额财富所迷惑。
她决定捐出其中的百分之八十，约合二十四亿元，全部交给国家，以此来为丈夫的罪行赎罪。赵碧琰的举动，立即在中央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她的身份也因这次捐款而公之于众。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欣伯因涉及汉奸案件被国民党北平市当局逮捕，并被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此时，东京国际法庭正在审理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我国派遣的大法官倪征燠急忙回国收集证据。在这期间，赵欣伯答应为法庭提供侵华的证据材料。 然而，当倪大法官索要赵欣伯的资料时，他不仅反悔，还将已写好的证据材料丢入火炉焚毁，声称不再提供任何帮助。赵欣伯固守对日本的幻想，认为“大日本皇军”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显现出其顽固与愚昧。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依法传唤赵欣伯时，他因内心焦虑、血压急升，最终猝死在看守所。 早在1933年，赵欣伯便被派往日本考察，表面上是考察，实则被冷落。在失意的岁月里，赵欣伯将注意力转向了商业活动，并意外地积累了大量财富。财富到手后，他购买了大量土地房产和金银珠宝，但在所有权登记上，却巧妙地将所有资产登记在妻子赵碧琰的名下。 1943年，赵欣伯和家人终于有机会回到日本，他急忙清点资产，并聘请了一位名叫铃木弥之助的律师来管理这些财产。然而，许多年后，当铃木弥之助得知赵欣伯已去世，且未能联系到赵碧琰时，他产生了不正当的念头。铃木伪造了一份遗嘱，声称赵欣伯遗愿将所有财产归自己所有。 赵欣伯去世后，纷纷有人冒充赵欣伯的亲属来争夺遗产。有人假冒赵欣伯的儿子赵宗阳，甚至有一个香港人为了骗取遗产，竟冒充赵宗阳。赵宗阳从小因病失明了左眼，为了掩盖这一缺陷，他故意瞎了那只眼睛，但最终骗局被揭穿，骗子被警方拘捕。 尽管归还的财富并不多，赵家人仍然感到满意。赵宗阳还特地挂起了写着“依然故我”四个字的横幅，赵碧琰依然过着简单的生活，直到1989年以89岁高龄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