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被判死刑的抗战老兵李师科，即将被押赴刑场。他换上了崭新的短袖衬衣，理了头发，由两名法警押往行刑地。他看起来有些瘦弱，神情淡漠，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1982年4月14日下午3点半，一名戴鸭舌帽、口罩遮面的男子持枪进入台北土地银行古亭分行，扬声喊出：“钱是国家的，命是你们自己的！”紧接着，他开枪击伤银行职员并抢走了新台币531万元。 警方紧急展开搜捕工作，全面投入破案行动，依赖当时银行的闭路监视器和目击证人的证词来拼凑抢匪的特征。为了追捕嫌犯，警方悬赏了巨额奖金，土地银行总行也提供了破案奖金250万元，号召社会大众提供线索。 案件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陷入胶着状态，警方一直未能抓住嫌疑人。终于，在经过一段艰难侦查后，嫌疑人李师科被逮捕归案。李师科被捕的消息公布后，媒体的舆论一片愤慨，李敖则在此时发表了一篇《表为老兵李师科喊话》的文章，以同情的口吻将这位犯人的背景逐渐揭露出来。 李敖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如今已经被许多人遗忘的群体——“荣民”。对于大陆的人们来说，听到“荣民”或者“荣总”这些词语时，往往会感到陌生和困惑，但在台湾，尤其是台湾的历史中，这些人群曾经有过重要地位。 “荣民”是指“荣誉国民”，专门指代“中华民国”的退伍军人，尤其是那些随蒋介石政权迁台的外省籍退伍军人。这些退伍军人或是自愿加入军队，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约60万军人随同迁移，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家园留在了大陆。
一九八二年的台湾，天气闷热。李师科站在镜子前，用颤抖的手指慢慢扣上新衬衣的扣子。这件白色短袖衬衣是狱方为他准备的，布料挺括，崭新得有些扎眼。他仔细整理着衣领，动作缓慢而细致，仿佛要将这最后的体面进行到底。法警示意时间到了。李师科最后整理了一下衣襟，转身走出了牢房。 战争年代里，李师科随着部队转战各地。从山东到华北，再到南方，最后辗转至海南岛。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却也走得坚定。那时的他，大概想象不到，命运会将他带向如此遥远的地方。当部队撤往台湾时，他跟随大队伍渡海而去，带着对未来的期待，踏上了那片陌生的土地。 在台湾，李师科的生活并未如他所愿。身体的病痛迫使他提前离开了军营，修车和开出租车的收入，勉强够维持基本的生计，却总是入不敷出。生活的艰辛最终压垮了这位老兵的底线，他先是袭击了一名警员，夺取了对方的左轮手枪。这把手枪成了他走上不归路的开始。随后，他闯入一家银行，用抢来的枪支威胁工作人员，抢走了五百多万新台币。 这笔钱，李师科并没有据为己有。他将赃款交给了一位曾经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保管。这位战友的女儿正值求学年龄，李师科特意叮嘱：如果自己出了事，这笔钱就作为战友女儿的学费。然而，警方很快发布了悬赏通告，金额高达两百万新台币。这笔数额可观的悬赏金，最终动摇了他信任的战友。那个曾经与他共同面对枪林弹雨的人，选择了向警方举报。 20世纪50年代，为了应对“反攻大陆”的战略需要，台湾当局采取了措施，努力使有战斗经验的年轻士兵继续留在军队。政府制定了规定，所有青壮年士兵，无论是自愿参军还是被迫征召，都会晋升为士官，并且延长服役年限。士兵必须年满40岁，士官50岁，士官长则要58岁才能退役。 此外，为了防止女性间谍借结婚渗透军队，也为了避免军人因结婚而分心，出台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以及《军人户口查记办法》，明确规定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技术士官才能结婚。这些措施使得军人们在成家方面面临了巨大障碍。 随着时间推移，台湾的老兵们逐渐感受到生活上的孤立。许多外省籍的军人，由于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加上这些人为的限制，融入台湾本地社会变得愈加困难。与此同时，许多老兵因没有家庭支持，只能住进“荣民之家”，度过晚年。 这些曾经在台湾拼搏的士兵，许多人无所事事，退役后只能做些普通的基层工作，如街头的小摊贩、清洁工或大楼管理员等。也有些老兵因思乡情结，开始在台湾利用现有的食材尝试制作家乡的菜肴。例如，有一批外省老兵在高雄岗山地区创造出了当地著名的特产——明德辣豆瓣酱，这个特产源于他们对故乡的怀念和无法忘却的家乡味道。 许多“荣民”始终没有忘记故土，他们怀揣着对大陆的深切思念。正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望大陆》中所写：“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1987年，越来越多的“荣民”集体上街游行、请愿，一位老兵胸前佩戴的牌子上写着“想家”两个字，当有人询问时，他回答道：“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在强烈的民众压力下，1987年11月，蒋经国决定以人道立场，开放老兵探亲。1987年12月，第一批“荣民”踏上了返乡的路。台湾红十字会为这次历史性的返乡行动准备了10万份表格，几乎在半个月内就被“荣民”们抢领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