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60万大军，大部分都是未成家的青年，为了解决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蒋介石连出三个“昏招”。
1949年12月9日，解放军即将攻占重庆之际，蒋介石被迫乘飞机逃往台湾。尽管心有不甘，但他早已明了失败的结局。在退守台湾之前，蒋介石已经将大量黄金、文物，甚至珍贵档案资料转移至台湾。 在退守台湾前，许多士兵都认为一旦到台湾，他们将再也无法回到大陆，也无法与家人团聚。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士兵纷纷提出退伍申请，但几乎都被拒绝。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解释说，撤退到台湾只是暂时之计，蒋介石很快将在美国的帮助下反攻大陆，士兵们也将成为“功臣”。 为了安置这些士兵，蒋介石命令修建了闻名的眷村，里面不仅有国民党军官的家属，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官方称居住在眷村的老兵为“荣民”，字面意思是“荣誉国民”。然而，这个称呼不过是空洞的名号，在台湾本地人眼中，他们不过是外地人，双方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阂。大多数孤身前往台湾的老兵，终其一生未婚，贫困度日，走完了悲剧的一生。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后，许多迁台的老兵开始写信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由于两岸未能通邮，香港成为了信件的中转站。田圻畅自1983年起在香港帮助两岸的人寻亲，四年时间里，他帮助1万多封信在两岸之间流转。 每次往大陆寄出信件时，田圻畅都会在信封背面写下这样的一句话：“邮递员先生，这是一封替台湾同胞寻找失散多年的大陆亲人的信，请您一定设法协助，如找不到，请交当地政府，多谢！”然而，即便如此，他依然收到许多永远无法送达的家书，这些退信上常常盖着“查无此人”的印章。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府撤退，约60万军队来到台湾。这支军队中的绝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未婚青年，他们大都是被征召入伍的农家子弟，离乡背井后又随军辗转至台湾。 这支庞大的军队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在某些驻军集中的地区，男女比例甚至达到了惊人的3:1。面对60万大军带来的社会问题，当局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试图缓解这一困局。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却远未达到预期，反而衍生出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第一项措施是向军队画饼充饥。当局向官兵们许诺，一旦反攻大陆成功，不仅能够衣锦还乡，还能娶妻生子，过上安定的生活。这种承诺在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许多官兵都将反攻大陆视为人生的重要目标。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进展，这个梦想逐渐破灭。 在第一项措施失效后，当局又出台了第二项政策：提高军人结婚年龄限制。新的军人结婚条例规定，军官必须年满28岁才能结婚。然而，这项政策只能影响到军官群体，对占据军队大多数的普通士兵来说，婚恋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1951年，在前两项政策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当局推出了最具争议的第三项措施：在军营中设立特约茶室。在特约茶室工作的女性大多来自贫困家庭，有些是被家人用高价卖入茶室，有些则是为了生计而来的女囚。她们被编上号码，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宝岛台湾，一群人为了“回家”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许多身在台湾的老兵，因无法与大陆的亲人联系，时刻承受着思乡的煎熬。返乡探亲成了他们无法实现的奢望，这让他们深陷痛苦与无奈中。 为了回家，这些老兵冒死走上街头，毫不畏惧警察的追捕和打压。他们穿着印有“想家”字样的衣服，哭着说：“想妈妈。”其中，何文德站在台上激动地宣称：“我，何文德，湖北省房县人，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死也要回大陆！你要抓、要杀、要活埋听清楚，动手吧！” 30年后的1988年1月19日，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终于抵达了北京，他们身穿“想家”字样的衣服，回到了他们思念了40年的土地。张开双臂，他们大声呼喊，拥抱故土，去往陕西祭拜黄帝陵。何文德在陵前朗读《祭黄帝文》时，泪水模糊了视线，面对祖先，他几度哽咽，无法言语。 余光中的诗句道出了无数老兵的心声：“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舟山是去台老兵的重要兵源地之一，2010年，全国首家去台老兵史料馆在舟山落成，成为记录老兵历史的基地。这不仅是他们回归故土的见证，也是两岸血脉相连的象征。至今，仍有许多去台老兵和家属前往陈列馆参观，回顾过去的岁月。在这座馆内，一本泛黄的记事本吸引了无数参观者。那是去台老兵应亚蒋的日记本，记录了他从1988年到2015年，27次往返于舟台两地的点点滴滴。 与应亚蒋一样，一些去台老兵在多次返乡后选择定居，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常说：“回家了，心就踏实了。”老兵们的回家路终于铺开，但他们心中依然有一个更大的心愿：希望台湾能够早日重回祖国怀抱。然而，直到今天，台籍老兵依然没有获得与在台湾的外省老兵同等的补贴和福利，面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曾经的政府和现如今的民进党都未做有效处理。
